听了陈宝柱的话，万家福笑笑：“你小子还盼‘文化大革命’呢！”

他是大学生，而且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要不是犯了案，他早是个中学教师。知识这东西就像雕塑家手里的铲子，经它一修，连人的仪表、言谈、举止甚至性情都能变个模样。他小时候和陈宝柱一块儿混的时候，也是满嘴粗话、脏字，后来考上高中，他就渐渐变了，大学毕业后，他就像脱了胎换了骨。蹲了监狱都没还原本相。那地方的人整天一张口，就荤的、素的变着花样儿来，谁哪天不胡说几句就像短了点儿什么，憋得五脏六腑腾云驾雾。他也想变得合群点，合“身份”点儿，说他几句便宜便宜嘴，况且自己是犯了“花案”进来的。可他就是野不起来。为此他没少受犯人们的气，连跟班的衙役也变着法儿挑他毛病，给小鞋穿。在外面人们的眼里，他是个流氓、恶棍。可在流氓、恶棍中间，他又成了与那些人格格不入的、被戏弄的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不会再搞了，至少这几代不会让悲剧重演。而且，现在改革改的虽然是经济体制，可在思想体制上也在挖掉封建主义的残余，这样就从根儿上消灭了‘文化大革命’再次发生的隐患。”

万家福平时说话就有这些字眼，今天张义兰坐在旁边，他越发选择一些书面语言，以区别自己与陈宝柱档次的不同。他不希望张义兰搬到那高楼里去住，倒不是嫉妒，而是怕她住高了会更看不起他这个低的。他悄悄看中了张义兰。当然，如果他没有那一次的失足，按他的审美要求，张义兰或许并不能打动他。可现在不同了，人随着自己地位的变化会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需求度，然后自觉地按照现实的条件寻求自己能够得到的最高目标。于是，张义兰就成了他心目中的西施。他喜欢张义兰的性格，她能说、泼辣，这是搞买卖、弄企业的一个重要素质。他今后要想有发展总不能一个人折腾，必须有个助手。这个助手必需可靠，信得过，真效力，真豁命。最好不过是自己的老婆。开夫妻店，一配合就成了，少了不少的麻烦事。这样的老婆，张义兰再适合不过了。他几次想主动表示一下，又担心太唐突，惹了她，挨顿骂是小事，真凉了热乎气，可就全毁了。于是他采取稳妥战术，慢慢来，用文火炖，才熟得透。只要她一年之内没有选中其他的对象，只要她不离开普店街，他就有信心。

陈宝柱可顶看不上万家福酸文假醋的劲儿：“别一本正经的！”

“你懂什么，我说的是实话。”万家福仍然一本正经的样子，“中国能发生这个十年惨剧，就是因为少个资本主义阶段，我看，现在搞改革就是让资本主义因素多一点，封建主义少一点，怎么说，都是个进步。唉，你这样看我干什么？你呀，跟你说是对牛弹琴。”

陈宝柱不服气：“得了吧，资本主义谁不懂，美国、日本，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人家男男女女随便……”他看了一眼张义兰，把刚想出口的那几个字换了个词儿，“玩，谁也不管，是真的吧？资本主义太过瘾了。”他拍拍大腿，好像眼前就是资本主义似的。

“你这人，狗一样，人家家福谈的是理论，你一说就邪门了。”张义兰笑着骂陈宝柱，她其实对他的话并不那么反感，只是觉得他不该当着一个姑娘，肆无忌惮，信口开河。

陈宝柱只要一听到男女之间的事，浑身就来了精神，更别说张义兰是笑着骂他，就是在这当口骂他祖宗八辈全是婊子养的，他也能嘿嘿嘿的当伴奏听。

“听春生说，他饭店里的外国客人，一到晚上，那女的也不管认识不认识，也不管是不是一个国家的，就公开地钻到男人屋里去。”陈宝柱仍旧兴致勃勃。

“那当然，西方男的和女的睡不犯法，两个男的在一屋睡倒犯法。”万家福接口说，他看出张义兰也爱听。

“我才不信呢，外国女的就那么不要脸，主动送上门让男的占便宜？”张义兰忍不住激烈地反对。

“我信。”陈宝柱一挑大拇指，“外国的那些女人，哪像咱中国女的，一个个假模假式，其实哪个不想跟男的睡，不然他妈的，为嘛一个个都要结婚呢！兰妹子，你有种一辈子不结婚？”

“去你的！”张义兰红了脸，又气又恼地拍了陈宝柱一巴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