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月亮，夜是漆黑的。

陈咏明说：“冬天，星星好像离我们远一些，而夏天，星星就显得近得多，也亮得多。有月亮的时候，就看不见星星，有星星的时候，就看不见月亮。”

“你喜欢星星还是月亮呢? ”

“月光下，即使穷凶极恶的东西也显得温柔了，而且还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而星空却给人一种孤独感。你会生出一种奇异的感觉，你和那无垠的苍穹是相通的。”

郑子云体味得到，人所害怕的不是受到伤害，而是受伤之后的荒凉孤寂之感。他自己呢，有多少次也是这样仰望过寒冷而寂寞的星空啊。

陈咏明的语气里，带着冷峻的固执：“有人要查我的账，说我胆子太大了，一定是扣了应该上交的利润给工人盖房子、盖养鸡场、挖鱼塘。我没底儿的话，胆子大得起来吗? 汽车厂过去的账乱透了，几任厂长，投有一个查过账。我一本本地查了，三项基金根本就没有动用过。这个底儿，没有一任领导知道，连财务也不知道。

现在，国家不是允许三项基金捆起来用吗? 退一步说，就算我用二百万元钱给大家盖房子，算得了什么? 有些项目上下马一浪费就是几个亿，谁也不负经济责任。要打官司就打吧，我不相信我打不过。就算我摊人了成本又怎么样，现在哪个厂不这么干? 要查大家都查。如果不让这么办，国家就拿出个解决的办法来。我给国家上交的利润一个不少，还超额了呢，能犯多大的法? 在现行体制下，采取一些‘变通’办法，解决厂里的主要矛盾，有什么不可以呢? “

郑子云并不答腔。他知道，像陈咏明这样的人，需要的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理解和支持。为这样的人担心是多余的，对他能不能坚持下去，不应该怀疑。

“您还记得我进厂之前，您和我的那次谈话吗? ”

“记得，当然记得。”

“当时厂子里的情况，您比我清楚。刚来头一个月，我收到几百封群众来信。其中百分之七十是呼吁厂领导给职工解决生活问题，百分之二十是其他问题。有关生产方面的只有百分之十……

这不能怪群众，生活问题不解决，他能有多少心思用在生产上? 谁能一扑心思跟你走，你算老几? 你再有能耐生产也上不去。生产上不去，工人生活安排不好，企业管理不好，我这个厂长要负责任的呀! “

“群众来信你都看吗? ”郑子云插问。

“当然看。因为你可以从这些信里看出群众在想什么。一个厂长，不知道自己的工人想什么，怎么能管好工人，又怎么能管好自己的工厂呢? ”

郑子云微微地怔了一下。这样认真对待群众来信的领导有多少呢? 虽然郑子云并不一定赞成每位领导同志都这么做。领导嘛，就是领而导之。太具体的事，可由经办同志去解决。但他又觉得陈咏明这样做，极其难能可贵。一个好厂长，那是没有白天黑夜、没有上下班之说的。到班上，就像上了战场，除了生产上的种种问题需要及时处理，几千名职工以及他们家属的吃、喝、拉、撒、睡全得管。哪有时间读这些信呢? 除非不睡。这不要累坏人吗? “工人的要求并不高，咱们国家的工人是有觉悟的。我头一次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时候，在会上宣布了三个目标：一是生产要上去；二是企业整顿要高标准地达到验收水平；三是生活上要为职工办十件好事，低标准地还上‘四人帮’时欠下的账……职工们很高兴，又担心困难太大，完成不了。他们对我说，‘只要把房子这一件事办成，其他九件也算办成了。这可不是吹糖葫芦，房子的事，顶难了。’您听听，我们的工人多好，我能不受感动吗?我能不从这里头受到教育吗? ”

郑子云觉得喉头发紧。有些人，干社会主义的本事不大，整人的本事可是大得很。他要是养着、歇着也好。不，他不干，也不让别人干。他们心里，还有没有共产主义理想了呢? 陈咏明接着自管自地说下去：“说我笼络人心，叫我福利厂长，我觉得很光荣。说这种话的人真是蠢到了极点。谁要想把生产搞上去，不抓生活是做梦。我做的这一切，还不都是为了生产。部里批评我只抓生活不抓生产。为什么我月月、季季超产? 就是因为抓了生活，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你说我抓生活不好，可是别的厂还来学习。说明厂长们已经注意到了生产和生活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