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作为一个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个社会主义改革者。我们自身具有变革现实的参与意识，我们的作品才有力量。如若我们自身缺乏变革现实的兴趣，远离亿万人的社会实践，我们就等于自己扼杀了自己的艺术生命。我们也就不能再从事这种职业了。

最近，我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在党中央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之后，我既受到了正面教育，也受到了反面教育。不过此事应该是我们另一封信里讨论的问题了。我这里只再重复一遍我上面的话，不改革便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我们以社会主义改革者要求自己，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写改革者。这是不言而喻的。程乃珊可以写《蓝屋》，铁凝可以写《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我也可以写将在《十月》第二期发表的《绿化树》。

《绿化树》出来后，你一定要“拜读”。我等着读你的《三月柳》。

再见！

贤亮

1984.1.3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