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着写着就扯到政治上去了，现在让我再回到具体作品上来吧。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现代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

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有人说，你的刘钊和我的陈抱帖都有着很浓的理想主义色彩。不知你怎么想，我是承认的。文学，如果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没有理想主义的光辉，文学便不成其为文学了。黑格尔曾这样说：“艺术把现象的真实内容从这个肮脏、短命的世界的纯粹外表和欺骗中解放出来，并且赋予它们一种更高的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这样，与一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比较，艺术现象就变成了更理想的现实和更真实的存在，而不仅仅是表面现象。”我认为，刘钊和陈抱帖以及我笔下另一个人物——

《龙种》中的龙种，都应该说是“现象的真实内容”或“更理想的现实”。当然，我们和黑格尔理解的并不尽相同，我们所说的“更理想的现实”不是来源于精神的现实性，而是来自现实生活现象中的现实性。诚然，从“纯粹外表”和“表面现象”

上看，刘钊、陈抱帖、龙种这样的领导人不多，有时更多的倒是使我们摇头叹气的人。但是，正是这样不多的人才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现象”下的“真实内容”。

因为在他们身上不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向往、希望、要求，而且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邵你说的“历史潮流”。他们自身的命运和社会主义改革事业扭合在一起，也许还会遭到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失败，但最后胜利的终归是这样的人。

《风格》发表以后。看到一些评论。在肯定这部作品的同时，许多同志又有“理念大于形象”的感受。这种批评完全是善意的、诚恳的，我迄今所看到的此类意见，都表现了评论家对作者爱护和从严要求的拳拳之心。这是我在今后创作中应该注意的。但是，我心底里也有些不同认识。不知你认为如何；我认为，只要作者不在小说中直接发表议论，而是以书中人物的口来发表适合这个人物性格的议论，就不能算是“理念大于形象”。写这个人物的议论是塑造这个人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特定的理念就是他特定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我的陈抱帖所发的议论，包括他的“城市白皮书”，都是他“这一个”对当前现实，对社会主义改革，对马克思主义独立思考的结果。不是在背诵中央文件和报纸社论（如果是这样，也是一种典型人物的形象），他有他独特的见解，然而又是和党中央一致的，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许他“这一个”的议论和办法有不准确和不妥之处，而这不准确和不妥也是他“这一个”的形象。说实在话，社会主义新人从理论上来说和从现实上来说，都不可能、也不应是“完人”，都不会准备得很充分以后才登上历史舞台的。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的模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也没有一个主观上制订的图景，有志于改革之士正在探索中创造。在这探索中的种种议论——理念和具体做法，准确与不准确，妥与不妥，只能经过实践来检验。这里，重要的是要有你的刘钊，我的陈抱帖那种勇敢的、坚定的改革精神。

值得我欣慰的是，我三年前写的《龙种》中龙种提出的农场改革方案，在当时看来还不过是书中人物的设想，是文学语言，是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段。而前几天宁夏农垦工作会议讨论的结果竟完全和这个文学形象的文学语言一致；固定工资要取消了，联产计酬也过时了，已经提出了最终要过渡到农业工人试办家庭农场。当然，这并不是农垦工作者看了小说《龙种》或电影《龙种》的缘故，我还不至于说出这样浅薄的笑话。我只是说，我们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毕竟是有他的现实性的；他的理念就是他作为一个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