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艺术性，你的《花园街》和我的《风格》当然有着种种不足。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种不足只表现了我们艺术功力所达到的程度，不是因为我们写了政治，紧靠了当前的改革招致的结果。从比较上来看，你的《花园街》比我的《风格》精巧、含蓄、结构严整，这是你的艺术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现。而我的《风格》比你的《花园街》明朗、幽默，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气质还不完全相同的缘故了。

据说，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写出可以传世的作品，艺术性相当高的作品，只有远离当前的政治，去寻找和表现自我。“自我”这个词是很诱人的，能够找到它与之共眠，一定非常惬意。但我不知道这个“自我”离开了“自我”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你我二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们变得十分低级了，大约是“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的艺术家不屑与语的。在我们看来，先要有“自我”，才能“寻找”

和“表现”。说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我们才能谈到其它。恩格斯是这样说的：“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这个“简单的事实”想必人人都明白的。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那真是如鸠山所说，是“神仙过的日子”，尘世中尚未见到过。在十亿人都为吃、喝、穿、住忙碌的时候，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怎么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现人民的悲欢和愿望呢？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从何处去寻找和表现它呢？而要解决好十亿人的吃、喝、住、穿，只有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舍此莫属。我想，这大概是你我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

许多好心的朋友（决非赞同寻找和表现自我之辈），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我常常也为之苦恼。艺术是无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说艺术的提高，又不是在小说艺术之内翻花样，却要在小说之外的各门艺术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寻求，不是短期的进修能够立竿见影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写小说的辩证法》（《小说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谈过。有时，我会冒出很沉重的力不从心的悲哀。我想，我们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虽然彼此相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从整体上说，可能也就如此了吧。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国作家在纯艺术的领域里作更广更深的开掘的时候，我们却手拿着铁锹修地球哩。直到现在，我写作的案头还离不开《现代汉语词典》，可是这能怪我过去偷懒，荒废了二十年的时间么？

但是，在我情绪稍微稳定下来时，我也并不气馁。我看过一些欧美、包括苏联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写的小说，当然，其中有不少优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寻找自我和表现自我上有些新花样外，对人生的思考、对历史的探索、对社会生活和反映也不过平平，只是形式上给人一种新奇感罢了。我们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铁锹就能写书，如不妄自菲薄的话，我们写的东西至少不比他们逊色多少。这难道还不够使我们引以自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