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批评作家们脱离生活、远离政治、胡编乱造、不努力在现实生活中作更深更广的开掘，只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等等。这也是个原因，诚然有这种情况。但是，这仅仅是现象，不是实质。我们应该探求现象下更深的层次。

我以为，这种现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体与和主体相对立的客体的关系上。

在思想解放运动、批判“四人帮”极左路线时期，由于许许多多作家和全国人民一道深受过极左路线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对极左路线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矛头指向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就全然是他们心灵的流露；思想解放运动，批判极左路线，对他们来说不是外来的东西，不是一种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们主体的要求；主体和客体的必然性是一致的，并且主体还正是要在这种必然性中发现和表现自己。这样，他们就是自由的。现在回顾起来，那几年中发表的即使是较有影响的作品，其实在艺术上也还嫌粗糙和稚嫩，看得出作者落笔匆忙，没有精雕细琢的痕迹，在形式上也都采用的是传统手法。然而，因为作者进入了自由状态，所以作品仍然能震撼读者，发生心灵与心灵的碰撞。

最近对作家们的批评，实际上也是许多作家的苦恼。在新的形势下，面对着时代新的要求，作家们的心灵还需要一个过程才能获得新的满足和自由。也就是说，在形势和时代要求的变换中，许多作家暂时还不能适应；他们似乎一下子面对着一个陌生的世界，因而也就失去了自由感。不是说作家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图景全部变换了。生活还是那样的生活。并且，在我看，当代的中青年作家多数都不乏生活；活了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岁的人，哪一个人没有积累下一些可供写作的素材和感受？同时，每二个人的生活和感受又都是特殊的，是别一个人无法取代的。进入到描写自己特殊的东西就是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数中青年作家都具有极大的创造潜力。这里的问题只是，如何遵循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去认识各自面对的生活，和如何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表现它。

可以说，当代中青年作家全部是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儿。没有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就没有活跃于当代文坛上的中青年作家群，就没有当代文学的繁荣。所以，绝大多数当代中青年作家在拥护党的领导方面是无容置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真理的确信，也是真诚的。但是，拥护和信仰并不等于理解和掌握。而只有理解了和掌握了才能够感觉到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东西”，才能够以涵盖一切的普遍的方式，把主体和社会对主体的要求以及外在的必然性之间的对立取消掉，才能够使主体获得新的满足与自由。

作家没有从主体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解决问题，对文学创作的一切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好心要求与设想，都会变成与作家相对立的外加的桎梏，使作家越来越感到有更多的界限和局限。即使作家自觉‘自愿地考虑社会效果，在创作中努力把握“分寸”和“角度”，也可能出现作家在艺术形象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和他为了追求社会效果加到作品上去的外露的思想感情，形成真假混杂、表里抵晤的矛盾；光明的尾巴是人为地安在故事上面的，“分寸”成了作家的外在的尺度，“角度”变成了一种巧妙的规避的伎俩。这种二元化的倾向势必破坏艺术必须浑然一体的和谐一致性，大大降低文学作品的质量和感人的力量。最后的事实也证明了，那种想以时代来划分创作题材，从而使作品起到积极效果的要求根本无济于事，很不明智。我请人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最近受到批评的、有错误倾向的小说，竟有一半以上是写一九七七年以后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故事的。

我们当代中青年作家必须和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