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其亦沛人。汉王之败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 其后从破项籍为侯，幸于吕太后。及为相，居中，百官皆因决事。

吕嬃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太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嬃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1313]，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嬃之谗也。”

吕太后立诸吕为王，陈平伪听之。及吕太后崩，平与太尉勃合谋，卒诛诸吕，立孝文皇帝，陈平本谋也。审食其免相。

孝文帝立，以为太尉勃亲以兵诛吕氏，功多；陈平欲让勃尊位，乃谢病。孝文帝初立，怪平病，问之。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丞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丞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丞相，位次第二。赐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户。

居顷之，孝文皇帝既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 勃谢曰：“不知。”问：“天下一岁钱谷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对。于是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谓谁？”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谢曰：“主臣[1314]！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孝文帝乃称善。右丞相大惭，出而让陈平曰：“君独不素[1315]教我对！”陈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问长安中盗贼数，君欲强对邪？”于是绛侯自知其能不如平远矣。居顷之，绛侯谢病请免相，陈平专为一丞相。

孝文帝二年，丞相陈平卒，谥为献侯。子共侯买代侯。二年卒，子简侯恢代侯。二十三年卒，子何代侯。二十三年，何坐略[1316]人妻，弃市，国除。

始陈平曰：“我多阴谋，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废，亦已矣，终不能复起，以吾多阴祸[1317]也。”然其后曾孙陈掌以卫氏亲贵戚[1318]，愿得续封陈氏，然终不得。

太史公曰：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方其割肉俎上之时，其意固已远矣。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高帝。常出奇计，救纷纠之难，振[1319]国家之患。及吕后时，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脱，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1320]？

一、 文化拓展：

司马光《资治通鉴》关于“三家分晋”有这样一段论赞：

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p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认为，治理国家最好是用圣人，其次是用君子，如果二者皆无，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因为“愚人”就算图谋不轨，他们也因缺少才干而难以实现自已的目标。而“小人”就不同了，在司马光那里，“小人”有一个奇怪的定义：“才”胜“德”者。既然这样，“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小人”的危害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司马光的这则论赞正是针对王安石等人，对“才”大加攻击而对“德”却大力标举无非就是给王安石等有“才”之人扣上一个无“德”的帽子，其偏执之处昭然若揭——把有“才”与无“德”划等号。现在，站在时代的高度可以看出此种“才德”观的偏执之处，可是，长期以来，正统的文人士大夫都是这样看待“才德”的。对商君、吴起的富国强兵之“才”，他们视而不见，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谩骂这两人。究其原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这二人的“德”颇有问题：吴起“贪而好色”，商君“刻暴少恩”。司马迁则在两千年前能够突破这种观念的局限，思想意识颇有超前性。在《吴起列传》与《商君列传》中，司马迁热情肯定了这二人为国为民所作的巨大贡献，以至于连思想颇为开明的苏轼都指责司马迁：

吾尝以为迁有大罪二，其先黄、老，后《六经》，退处士，进奸雄，盖其小小者耳。所谓大罪二，则论商鞅、桑弘羊之功也。（《司马迁二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