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政者的指挥不力，主将的调度失措，乃是李陵战败被俘的根本祸因。然而对于晚年好大喜功的武帝而言，战事失利的焦躁情绪急需将士的殉节来安慰平抚，帝国危机的端倪更须尽忠臣子义行的粉饰遮掩。此时，李陵对于国家而言，只不过是一个棋子。如今，它该殉难时就当殉难。因为这甚至比挽回败局更能保全帝国的颜面。可恨这个李陵偏偏叛国投敌，加之又牵涉到贰师将军李广利，更是罪不容诛！呜呼！李陵最不看重的就是死亡，然而国家意志偏偏只赋予他这形式主义的要求；李陵最为看重的是为国复仇之实，可惜武帝和一般世俗之人对此根本不屑一顾。永志未成而骨肉相残，一个不被理解的英雄只得作此穷途之哭。此时，本文的悲剧心理刻画已然到达了情绪的顶峰。

5，自第七段以后，书信文字开始逐渐展露出批判的表达的锋芒，试作分析。

自第七段始，李陵似乎已经从悲剧心理的犹豫和冲突中摆脱了出来，并且逐渐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了当时汉朝的最高统治者。他历历细数了汉朝创始以来所有的功臣名将：萧何、樊哙、韩信、彭越、晁错、周勃、窦婴、周亚夫、直至自己的祖父李广。这干人竟无一得以善终者——这铁铮铮的事实与那一句轻描淡写的“汉与功臣不薄”相并置，效果何其反讽。对于君王，如此言辞激烈的批判，在中古文学史上是十分难得的。尤其是当这种批判已经不再囿于对某一个人行为的抨击，而是指向了整个汉家政治文化和政治生态的时候。此时，我们不禁联想起儒家（尤其是孟子）为我们所描述的君臣关系：“君待臣义礼，臣待君以忠”；“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论语》）。此时，先秦时期对于君臣相对平等地位这一政治理想的追求，又在五百年后一个被抛出了家国文化圈的伤心臣子身上重现了。看来，有时只有跳出樊篱，身处局外者，方能得事物之本来面目，但这却是需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只有在一个惟才是举的时代，反名教的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文学。

文化史扩展

1，匈奴

从历史上看，匈奴是“大汉”的敌人，是侵略中国的野蛮族。王国维早就论道：“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崇尚武力，而文化之程度不及诸夏远甚。……战国以降，或称为胡，曰匈奴。”（《鬼方混夷猃狁考》）。

2，华夷之辩

《答苏武书》虽是伪托，然其中的李陵，虽不是“汉恩自浅胡自深”，却也是有家归不得、胡汉两无靠，尤其是第一段，强烈表现了在异文化处境中的“异类”感，文化悲剧意识。像屈原那样进退失据，华夷之辨，确是中国文化大义。在民族存亡时刻，必讲求民族大义，自不待言。除此之外，中国文化的华夷之辨，其要义更在于，文化高于种族。如果“妨功害能之臣，尽为万户侯；亲戚贪佞之类，悉为廊庙宰”，如果政治不公，任人为亲，压抑人才，那么，空洞洞的“国家”，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正是这篇作品的批判锋芒所在。

文化高于种族，其意义又在于，农业文明、和平主义、选贤与能等等的文化价值取向，高于血缘、高于军事与政治的争夺。所以，文化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狭隘的地域概念。可参看《论语》：“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国语》：“先王耀德不观兵。”以及《春秋繁露》：“王者爱及四夷。”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遍性。华夷之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

3，李陵台

后人又筑李陵台。将李陵重塑造为爱国英雄。汪元量诗云：“伊昔李少卿，筑台望汉月。月落泪纵横，凄然肠断裂。当时不爱死，心怀归汉阙。岂谓壮士身，中道有摧折。我行到寰州，悠然见突兀。下马登斯台，台荒草如雪。妖氛霭冥蒙，六合何恍惚。伤彼古豪雄，清泪泫不歇。吟君五言诗，朔风共呜咽。”（宋 汪元量《湖山类稿》巻二《李陵台》）

集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