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定光：乡村行吟者

一

上个世纪西方诗人阿多诺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二十年前，一个年轻的天才诗人说：“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然后这位青春的诗人卧在铁轨下，真的陷入了长久的沉睡。在激进而动荡的二十世纪，写诗已然是野蛮的，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为何还要写诗歌？

前些天我在诗人欧阳白的博客中得知，流浪诗人曾德旷于2009年7月29日，在一次聚会中表演裸体行为艺术，“惊艳四座”。欧哥为此写有一首诗歌：“你竟然沦落至此：让你并不健硕美感的裸体／发出幽暗的萤光，企图以此／去照亮你笔下愈发阴沉的文字／我叹息：一个天才诗人死去了／一个蹩脚裸模从此诞生。”

这愈发让我对“诗歌”感到抑郁难过，如鲠在喉。因为这位流浪诗人，我曾经以诗歌的名义与他相会过，对他的诗歌天才表示了极大的钦佩。因为在大学里，在岳麓山下，虽然我现在嘴上说“不写诗歌好多年了”，但我却踏踏实实地写过几年诗歌，自称是诗人。因为后来即使我不写分行的诗歌了，但我的评论散文几乎都与诗歌有关，我大学的硕士毕业论文也是围绕诗歌而写的，而且我自诩要以诗歌的形式来写学术评论，要把学术当成一种诗歌事业来完成。

今的诗歌，不是语言的问题，不是写作技巧的问题，而是诗意缺乏的问题，是诗歌之神圣意义丧失的问题。我们的社会现实，没有大事件为我们带来诗歌创造的契机，更多却是诗歌的丑闻。可以说，自从海子卧轨自杀后，中国的诗歌写作就笼罩在一片“野蛮”的氛围中。

二

我常和以前的诗歌朋友说，这个残酷而野蛮的生活世界，不允许我们拥有诗情画意，去写作诗歌了：现在我们能做的，并不一定是要写作诗歌文本，更重要的可能是要保留这个世界的一些诗意，在这个混沌无序的世界中发现美，为我们的庸常生活保持一些希望。定光兄弟当时深为赞同我的观点。

我的叙述也将从我们曾经的具有诗意的生活开始。那时候定光在湖南师范大学念书，我在湖南大学念书，这两所学校的历史渊源很深，距离也很近，都坐落在苍翠秀丽的岳麓山下，乃至那时候的堕落街也正好连通着两个学校。自然，这两个学校之间的学生也是极容易发生一些故事的。

定光是我认识的少有的大学诗歌朋友。大学，曾经是一个多么充满着乌托邦色彩的地方，自然也是诗歌理想盛行的舞台。我与定光的相识，完全是与大学背后深厚的诗歌缘分有关。第一次相识记得就在堕落街的一个茶吧里。那时候，他在湖南师范大学做黑蚂蚁诗社的负责人（黑蚂蚁诗社一直传承至今），我则创办了山楂诗社，可惜后来被学校和谐了，湖南大学就再也无诗社了。

我想，我们是真正的承上启下的一代，上承理想主义的余脉，下启消费娱乐的盛宴。在我们以前，大学之间因为文学诗歌活动而进行的串联活动，还是极其活跃的。比如我师兄唐小兵曾经给我讲述了湖南大学的非牛和师范大学的欧飞廉等前辈，在东塘举行了露天的诗歌朗诵，在长沙市民中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力，堪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诗歌时代。

我想，如果把那些诗歌串联的故事叙述下来，将是非常有趣的。很遗憾的是，现在这种诗歌行为越来越少，大学生越来越关注自我，走向封闭。定光是我在师范大学认识的少有的具有诗歌理想的朋友，当我想到师范大学再寻找这样的诗歌朋友时，已然找不到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