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季柯夫知道,在他们那种情况下,灾祸总是来自你意想不到的那一头!
作为组织的领导人,刘季柯夫的地位是有利的。他的地位之所以有利,就在于他不跟德国行政当局直接打交道,他可以违背它的命令行动而对它不负责任。向德国行政当局负责的是巴腊柯夫。但正因如此,凡是有关生产的事,根据刘季柯夫的指示,巴腊柯夫总是尽力做得让行政当局和工人觉得他是一个替德国人卖力的厂长。他尽力这样做,只有一件事除外:对刘季柯夫所干的反对德国人的事,巴腊柯夫应当视若无睹。
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精力充沛、办事积极、调度有方的巴腊柯夫全力以赴地从事建设,——这是有目共睹的;而不惹人注目的、谦逊的刘季柯夫则把一切都破坏掉,——这是没有人看见的。工作没有在进行吗?不,一般地说它甚至是在进行,不过进度比预期的要缓慢。原因呢?原因仍旧是那一套:“没有工人,没有机器,没有工具,没有运输工具,既然什么都没有,那就怨不得别人。”
根据巴腊柯夫和刘季柯夫之间的分工,巴腊柯夫恭恭敬敬地从上级那里接受一大堆命令和指令之后,一面把它们的内容通知刘季柯夫,一面展开狂热的活动来实现这些指示和命令。而刘季柯夫则又把一切都破坏掉。
巴腊柯夫要恢复生产的狂热活动一无成就。但是它却出色地掩护着巴腊柯夫的另一种成绩显著的活动;在那种活动中,巴腊柯夫的身分是在通过克拉斯诺顿和附近各区的各条大路上进行的游击队袭击和破坏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在瓦尔柯牺牲后,刘季柯夫就担负起在本城和本区所有煤矿企业和其他企业里组织怠工的工作,首先是在中央电机工厂里组织怠工的工作,因为要恢复矿井和其他企业里的设备,主要取决于这个工厂。
区里的企业很多,德国行政当局由于找不到必要数量的忠实走狗,因此无法对这些企业进行监督。老百姓历来称做“磨洋工”的那种情形,到处都是:人们不是在干活,而是在“磨洋工”。
自觉自愿地担负起主要“磨洋工的”脚色的,也大有人在。
譬[pì]如,柯里亚舅舅的朋友裴斯特利诺夫在第十办事处担任着类似办事员或是文书的职务。按他所受的教育和能力来说,他都是工程师,可是他在办事处里非但自己啥事都不干,而且把矿上所有啥事都不干的人都聚集在自己周围,教他们怎样让矿井里其他所有的人也不干活。
从某一个时期起,康德拉多维奇老头常来找他。在谢夫卓夫、瓦尔柯和舒尔迦等一批同伴牺牲之后,康德拉多维奇老头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像空旷的高地上一株干枯的老橡树。老头心里有数,德国人是看在他儿子的份上而不来碰他,他儿子在贩卖私酒,结交“警察”和宪兵队里的下级军官。
尽管如此,儿子在罕有的肯说真心话的时候还是肯定地说,德国政权对他不及苏维埃政权对他有利。
“大伙都穷得要命,谁也没有钱!”他甚至带有几分悲哀地承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