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到他们家里和街道上搜捕他们，好像奴隶制时代在丛林里搜捕黑人那样。

由野战司令部第七科在伏罗希洛夫格勒出版的《新生活报》，逐期登载被赶往德国的子女们写给他们亲人的信，从信上来看，好像他们在德国过着丰衣足食的自由生活，工资也很优厚。

克拉斯诺顿偶尔也接到青年人的来信，他们大多是在东普鲁士做最低下的工作——当雇工和女仆。来信没有经过检查机关的涂改，从字里行间可以猜出许多言外之意，但是信里只简略地谈到生活的表面情况。不过大多数的父母却根本接不到来信。

在邮局工作的一个女人告诉邬丽亚，从德国寄来的信件都归宪兵队专派到邮局的一个懂俄语的德国人检查。他把信件扣留下来，锁在桌子的一只抽屉里，等积压多了再把它们烧掉。

邬丽亚受“青年近卫军”总部的委派，来负责反对招募青年人以及把他们赶往德国的全部工作：邬丽亚写传单，散发传单，把有被赶走危险的青年们安顿在城里工作，或是靠娜塔丽雅阿列克谢耶芙娜帮忙取得因病豁免的证明，有时甚至把登了记又逃跑的人藏在各个庄子里。

邬丽亚来做这件工作不仅因为是受委派，同时也是出于一种内心的责任感：大概，她因为未能帮助瓦丽雅逃避可怕的命运而感到有些内疚。加上她和瓦丽雅的妈妈都得不到瓦丽雅的任何消息，这种内疚的心情便愈来愈使她苦恼。

十二月初，靠邮局里那个女人帮忙，五一村的青年人夜间从检查员的桌子里偷出一批没有投递的信，现在这些信就放在邬丽亚面前的一个布袋里。

随着寒冷的到来，邬丽亚又搬回屋子里和全家住在一块。像大部分“青年近卫军”的队员一样，邬丽亚也把她参加组织的事瞒着家里。

当父母为她担惊受怕，要设法为她找工作的时候，她曾经历了不少痛苦的时刻。母亲卧病在床，一会用她那双大野鸟似的黑眼睛狂乱地望着她，一会哭起来。而老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却多年来第一次斥骂了女儿。他的脸直到愈来愈秃的头顶都涨得发紫。尽管父亲的骨骼魁伟，拳头很大，但是看了他的愈来愈秃的头上剩下的鬈发和他对女儿无可奈何的情景，却使人觉得他十分可怜。

邬丽亚说，只要父亲和母亲再说一句嫌她在家吃闲饭，她就要离开这个家。

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和玛特辽娜萨维里耶芙娜都着了慌：她是他们的爱女啊。于是第一次看出来，老马特维马克西莫维奇已经管不住女儿，母亲也因为病重，不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邬丽亚因为要隐瞒自己的活动，所以对于做家务事特别卖力。如果她出去的时间久了，就推说因为生活备受屈辱、内容贫乏，只有跟女友们谈谈才能一吐积郁。可是她愈来愈经常地发现母亲对她的悲哀而长久的凝视，——母亲好像望进了她的灵魂。而父亲甚至好像怕见邬丽亚，有她在场的时候他大都是一声不吭。

阿纳托里的情况就不同了：自从父亲上了前线，阿纳托里就成了一家之长。母亲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和小妹妹都崇拜他，样样事情都听他的。所以现在邬丽亚并不是在自己家里，而是在阿纳托里家里，——这一天他到苏霍多尔去看李丽亚去了，——她坐在这个信袋面前，把细长的手指伸进被检查机关剪开的一封封信，取出信笺，草草地浏览一下头几行，就丢在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