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擢升的梯子上，说不上是步步高升，不过也不是老在一个地方不动。可以说，他不是一层一层地上升，而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但他对于他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总是不满足。

他不满足，并非因为，警如说，他的勤劳的天性、他的精力和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使他未能从生活中获得他理应获得的东西。他不满足，是因为他未能不花一点劳动、精力和知识而坐享种种生活享受。至于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舒服的，这他在旧时代，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亲眼目睹过；而现在呢，他却喜欢从书本里阅读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有关旧时代或是国外生活的东西。

不能说，他想做一个富得像神话里的富翁、大企业家、大商人或是大银行家，——这也需要他操心劳神：无休无止的竞争、对手、罢工，还有什么该死的危机！但是世界上不是也有稳当的收入吗，——一种什么地租或是一个清闲而受尊敬的差事，拿一笔高薪，——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只是“我们这里没有”罢了。“我们这里”生活的整个发展向斯塔庆柯表明：他的年龄虽在增加，可是他离他生活的理想却越来越远。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但是，斯塔庆柯虽然对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命运不满，他却从来不曾采取过什么手段去改变它们，因为他谨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饶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闲天的人，谈话范围从不越出谁的酒量大小以及谁跟谁同居。不管跟他关系亲疏远近，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但是他喜欢笼统地谈谈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啦，商业部门里缺乏个人主动性啦、青年工程师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饭店和浴室的服务态度生硬啦等等。他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示惊奇，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有人讲到盗用巨额公款、神秘的谋杀案或是家庭纠纷，斯塔庆柯就这样说：

“我个人并不感到惊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养，而且，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东西……”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衣着、家里的陈设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国产品，都是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在同出过国的工程师们往来的时候，斯塔庆柯喜欢在杯酒之间有些老实又有些狡猾地强调这一点。

“是咱们苏联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肿的体格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小的胖手拉着他的条子上装的袖口说。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这样说是表示自豪呢，还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内心里对同伴们的外国货领带和牙刷却万分羡慕，以致他整个深红色的秃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小玩意可爱极了！”他说。“真是难以想象，打火机、小折刀、香水喷，都在一块！不，咱们怎么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位公民说道，而他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妇开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干活的国家。

他称赞外国电影，虽然他并没有看过。他可以一天几次、每次花上几小时去翻阅外国杂志，不是公司里偶然弄来的矿业经济方面的杂志，——他对这种杂志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学，——而是同事们有时带回来的那些时装杂志，总之是里面有许多服装优雅的女人和尽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种杂志。

但是在他的这些言谈、趣味、习惯和嗜好之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使他跟别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有许许多多在兴趣、工作、思想和爱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庆柯的交谈中，在某种场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们却不去想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着第十位还是末位，也许只是占一个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庆柯的生活中这些趣味或看法却是他整个本性的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