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是客厅，有一张圆桌子，长沙发，几把圈椅都蒙着鲜蓝色的套子。沙发上方挂着安德烈神父戴着法冠、佩着勋章的大幅照片。后来两人进了带酒柜的餐室，又去了卧室。卧室里光线暗淡，并排放着两张床，好像是人们在布置新房的时候，一定以为这里将永远美满，而不会有别的情况。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领着娜佳走遍了各个房间，并且一直搂着她的腰。她却感到自己软弱，内疚，所有这些房间、床和圈椅都让她厌烦，那个裸体女人更让她恶心。此刻她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她不再爱安德烈安德烈伊奇，也许她从来就没有爱过他。可是这话该怎么说，对谁说，为什么说，她至今弄不明白，也不可能弄明白，尽管她日日夜夜都在想着这件事……他搂着她的腰，说起话来那么亲呢、殷勤，他喜气洋洋地在自己的寓所里走来走去，而在她眼里，这一切无非是庸俗，愚蠢的、纯粹的、叫人无法忍受的庸俗，连他那只搂住她的手她也觉得又硬又冷，像铁箍似的。她时刻准备逃跑，大哭一场，从窗子中跳下去。安德烈安德烈伊奇又把她领进浴室，一进去就拧开墙上的水龙头，水立即哗哗流出来。

“怎么样？”他说时眉开眼笑了，“我吩咐人在阁楼上做一个大水箱，能存一百桶水，这样我们就能用上自来水了。”

最后他们穿过院子，来到街上，叫了一辆马车。飞扬的尘土遮天盖地，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你冷不冷？”安德烈安德烈伊奇问道，尘土吹得他眯起了眼睛。

她不作声。

“昨天萨沙，你记得吧，责备我什么事也不做，”他沉默片刻，又说，“真的，他说得对！对极了！我的确什么事都不做，也不会做。我亲爱的，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为什么当我一想到有朝一日额头上压上帽徽要去做事，心里就反感呢？为什么当我看到律师、拉丁文教员或者市参议会委员，我就那么不自在呢？哦，俄罗斯母亲啊，你的身上还背负着多少游手好闲、无用的人！有多少像我这样的人压在你身上，苦难深重的母亲啊！”

他对他的无所事事作了概括，认为这是时代的特征。

“等结了婚，”他继续道，“我们一块儿到乡下去，亲爱的，我们在那里工作！我们买一块不大的地，有花园，有河，我们一块儿劳动，观察生活……啊，这将多么美好！”

他摘下帽子，头发让风吹得飘起来。她听着他的话，心里却想：“上帝，我要回家，上帝！”快要到家的时候，他们才赶上了安德烈神父。

“瞧，父亲也来了！”安德烈安德烈伊奇挥动帽子，高兴地说，“我喜欢我爹爹，真的，”他说，一边付着车钱，“多么可爱的老人，善良的老人。”

娜佳回到家里，生着闷气，身子也不舒服，想到整个晚上客人不断，她就得笑脸相迎，应酬他们，就得听小提琴，听各种各样的废话，就得不谈别的，只谈婚礼。祖母坐在茶炊旁边，穿着华丽的丝绸连衣裙，装模作样，态度傲慢，在客人们面前她总是这样的。安德烈神父面带狡黠的微笑走了进来。

“看到贵体安康，本人不胜欣慰，”他对祖母说，别人很难弄清，他这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四

风不时敲打着窗子，敲打着屋顶。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宅神①在壁炉里闷闷不乐地小声唱着它的哀歌。已是午夜十二点多钟。宅子里的人全都躺下了，可是谁也没有睡着。娜佳总觉得楼底下好像有人在拉小提琴。忽然砰的一声轰响，大概是一块护窗板掉下来了。不一会儿，尼娜伊凡诺夫娜走了进来，她只穿一件绣花衬衫，手里拿着蜡烛——

“这是什么东西响了，娜佳？”她问道。

母亲把头发梳成一条辫子，面带羞怯的微笑，在这个风雨之夜显得老了，丑了，矮了。娜佳不由得想起，不久前她还一直认为自己的母亲不同寻常，自己总是怀着自豪的心情聆听她说的话；可是现在怎么也记不起这些话了；凡是能记起来的也都平平淡淡，没有意思。

壁炉里呜呜作响，像有几个男低音在重唱，甚至可以听到“唉唉，我的天哪！”的叹息。娜佳坐在床上，忽然使劲揪自己的头发，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