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是痛苦的一种。

唯一存在的力就像意志力一样同属一个类型，因为它们都向另外的自身变化的主体发号施令。

主体的易逝性和短暂性是永驻的。“灵魂终有一死”。

数目乃是远景式的形式。

〈５０２〉

因为记忆的关系，人们必须重新学习，因为这里隐藏着主要的诱惑，即假设有一个永远进行再生产和再认识的灵魂等等。但是，经历过的事物仍然活在“记忆”中，思绪“泛起”，我无能为力了。就像任何思绪来潮时，意志都是无动于衷一样。现在发生了我将意识到的某些事，因为现在类似的现象出现了——是谁呼唤来的呢？是谁叫醒它的呢？

〈７８３〉

表面看来，两个标志着现代欧洲人的特征是对立的：个人主义的东西和对平等权利的要求。我们终于明白过来了，即个体是最令人称羡的虚荣——当个体觉悟到一切他人都可以同他平起平坐时，立刻会感到难受，但个体一味要求同等身份。这标示一种社会种族的特征。实际上，在这个种族中，天才和力不大会分道扬镳的。想要孤独，想少来几个估价者的自豪感，丝毫得不到谅解。有人说，只有通过大众才会出现十分“伟大的”成就。是的，人们甚至还不知道，大众的成就本来就是一个渺小的成功，因为占有美的只是少数人。一切道德家都不知道人的“等级制”。法学教师对教区良心毫无所知。个体原则把伟大的完人拒之门外，并且要求，甚至是用同等身份的口吻要求具有识别天才的慧眼。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天分，在这样一些迟来的文明化的文化中——这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期待归还给他的那份光荣——。因此，今天进行着夸耀渺小成功的活动，以前根本没有过。因为，人们赋予时代以一副童叟无欺的公平面孔。而时代的不公既表现在怒气上，也表现在艺术中，但绝不是针对暴君和民众的谄媚者的，而是针对那些高贵的人，因为这些人看不起众人的赞词。要求平等权（譬^[pì]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乃是反贵族政体的。

同理，这个时代对消失了的个体是生疏的，对一种潜在很深的伟人、不某寂寞的人也是生疏的。因为，这里有过对许多高等人（包括最伟大的诗人们）的颂扬和热衷；或者，类似希腊那样的“城邦”，耶稣教团，普鲁士军官团和吏制等；或者，作为伟大先师的学生和后继者。为此，非社会状态和少一些渺小的虚荣，势在必行。

〈４９２〉

爱和心理学的出发点：也就是原因——我们会获得关于我们主体统一性的种类观念，即获得作为居于公众团体之首的统治者（不是作为“灵魂们”或“生命力们”），也就是治人者对治于人者的依赖观念和等级制观念，以及作为同时实现主体和整体分工的条件的观念。同样，有生命的统一体不断产生和消亡，就像永恒不属于主体一样；同样，斗争也表现在服从和发号施令中，而连续不断决定权力界限，这属于生命的特性。通过个别事务，通过甚至对公众团体的干扰表现出来的治人者固有的无知，同样也属于能够维持统治的条件。简言之，我们会获得对无知的估价，对伟大而粗糙的观察、简单化和歪曲、远景式的东西的估价。不过，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把治人者和臣属看成是同样的种类，大家都有感觉、有愿望、有思维——凡是我们看到或猜想到肉体进行运动的地方，我们都要学着同一个从属主体的无形的生命挂起钩来。运动对眼睛来说乃是象征；运动表明某物已被感知、被愿望、被思维。

主体直接询问关于主体和精神的一切自我表现，这样做有其危险性，因为错误地解释自身对精神活动来说也许是有益的和重要的。因此，我们要去问肉体，并且拒绝严厉的感官提供的证据。因为，假如人们愿意，我们是会注视下属本身是否具有同我们交往的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