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经济学方法估价迄今为止的理想——即选择特定的欲望和状态,以牺牲别的欲望为代价来选择和培育。立法者(或社会本能)选择出一定数量的状态和欲望,通过它们的活动来保障调解功能(即功能机器说,也就是每个欲望和状态有规律的需求的结果)。
假如这些激情和状态含有令人难堪的掺合物,那么就得寻找出能用某种价值观来克服的办法,也就是认为痛苦是可贵的,在更高的意义上来说,痛苦就是异常的快乐。用公式来说就是:“怎样使不快变为快乐”,譬[pì]如,当我们的服从、对法律的适应,受到力、权力和自我克服的好评的时候。同理,我们的公共意识、胞泽意识、祖国意识、“人道化”、“利他主义”、“英雄主义”也是如此。
勉为其难——此乃理想的意图所在。
〈719〉
社会内部欲望的分工,造成了人和等级要去培植一种不完美的因而更有用的灵魂。在社会内部各个种类那里,某种欲望为什么退化殆尽(而另一种欲望则受到强化)。
论为道德辩护:
经济学上的(意在尽可能充分利用个体之力,免得浪费特殊天性);
美学上的(用对自己一类的快乐来装备坚实的种类);
政治上的(经受不同力度的紧张关系的艺术);
心理学上的(道德乃是替败类、平庸者说话的估价所虚构的优势——目的在于保存弱者)。
〈243〉
要三思啊:对神性天意的不祥信仰乃是历史上对手和理性最致命的信仰了,但却一直延续至今。在“自然”、“进步”、“完美化”、“达尔文主义”等公式下,在迷信幸福与道德、不幸和过失固定配属关系的影响下,基督教的前提和解释总是香火不绝。那种对事物的运动、“生命”、“生命本能”的信仰,那种愚蠢的听天由命,也就是相信一切人只应该履行义务,以便万事如意——诸如此类的东西只有以善者的眼光来看才有意义。连宿命论——我们的哲学敏感现今的形式——也是对神性天意的最长久的信仰的结果,不自觉的结果。就像万事的进程同我们无关似的(——好像我们会让事物各行其便似的,因为任何个别人本身只是绝对现实性的一种形式而已——)。
〈350〉
爱、恨、褒、贬乃是一切理想的前提。要么,肯定的情感即第一推动力;要么,否定的情感,二者必居其一。譬如,恨和蔑视,在所有怨恨理想那里就成了第一推动力。
〈1017〉
19世纪就没有发现卢梭的“自然之人”,而是发现了人们更真实的形象——为此,它有这个勇气……总的来说,这样就赋予基督教的人的概念以再造之意。为什么他人没有这种勇气,这正是它对这种“自在之人”的赞同的结果,而且在这种人身上看到了人的未来。同样,人们也不敢正视人的恐惧感的增长乃是每次文化增长的伴随现象;在这方面,人总是屈从于基督教的理想,并同这种理想一起对抗异教,同样也对抗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概念。但是,人们并没有就此找到文化之门的钥匙。实际上,情形仍然处在伪造历史以有利于“善良的人”的状态(好像善良人本身就代表了人的进步似的),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理想(也就是停留在基督教和非基督教世界的卢梭的残渣)那里。
反18世纪的斗争:歌德和拿破仑彻底战胜了这个世纪。叔本华也同这个世纪抗争过;不过,他不情愿地退回了17世纪——他是一个现代的巴斯噶,他具备巴斯噶的价值论断,而没有基督教的影响。叔本华的力量不足以达到新的肯定。
拿破仑。应认为他是高等的人和可怕的人的必然配属。再造的“男子汉”。而女人应得的卑贱和胆怯的赞许又物归原主了。“总体性”就是健康和最高的主动性;重新发现了直线,这个行动的伟大格局;最强有力的本能,生命本身的本能即统治欲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