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有迹象表明，１９世纪的欧洲人不怎么为自己的本能感到可耻；为了有朝一日承认自己的绝对自然属性即非道德性，他们已经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没有怨恨，相反，它强大到足以单独撑持这一局面。

对某些人的耳朵来说，颇像是提倡腐化，而实际却是，人没有接近卢梭所说的那个“自然”，而是在他断然拒绝的文明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我们自身得到了强化，因为我们重新接近了１７世纪，尤其接近了１７世纪的审美（当古①、勒萨热②、勒尼亚尔③）。

①弗洛朗坦嘉当当古（１６６１—１７２５）——法国戏剧家。——译者

②阿林勒内勒萨热（１６６８—１７４７）——法国戏剧家，小说家。——译者

③让—弗朗西斯勒尼亚尔（１６５５—１７０９）——法国喜剧大师。——译者

〈８５０〉

形式主义艺术家的虚无主义。——由于他们的欢快而使自然变得残酷；以他们的太阳初升而玩世不恭。我们对激动持反对态度，我们要逃到自然会打动我们感官和启发我们想像力的地方去；到我们无所爱的地方去；到我们能够忘怀北国的自然道德表面性和敏感的地方去；——而且也表现在艺术方面。我们偏爱使我们忘掉“善和恶”的东西。我们道德的动人性和制造痛苦的能力。似乎通过恐怖和幸福的自然和感官以及力的宿命论而得以拯救。善的生命是没有的。

善行在于自然对善与恶表现出冷漠大度的外观。

历史无正义，自然无善。因此，悲观主义者，一俟成了注重形式的艺术家，就会走进历史。在那里，正义的缺席本身表现出非凡的儒雅之气，那里恰恰表现出完美性——，同样也走进自然，那里恶和冷漠的性格不隐晦自己的真实目的，在那里，自然表现出完美的性格……虚无主义艺术家，由于喜欢和偏爱玩世不恭的历史和自然而泄露了自己的天机。

〈７４０〉

犯罪属于“反抗社会制度的起义”这一概念。人们不要“惩罚”一个起义者。因为，人们压迫过他。一个起义者可以是个可怜和被人看不起的人。因为，本来就不该蔑视起义。——就我们社会的种类来说，揭竿而起本来就不会有损于人的价值。在某些场合，人们倒是应该因此而敬重起义者，因为他从我们社会那里感受到了非用战争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他使我们如梦初醒。

罪犯在个别人身上犯有个别罪行，但不能以此证明其全部本能在战争状态下都是针对整个制度的。因为，行为只不过是征象。

人们应该把“惩罚”概念归结如下：即镇压起义、对被镇压者采取的安全措施（全监禁和半监禁）。但是，人们不应用惩罚来表示蔑视。因为，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人，一个用自己的生命、荣誉、自由从事冒险的人——一条好汉！同样，人们不应认为惩罚就是忏悔；或是一种清算，好像罪与罚之间有某种交换关系似的。——罚是起不到洗雪作用的，因为犯罪并不肮脏。

人们不应向罪犯关闭可能同社会和解的大门：假如他不属于犯罪种族的话。如果属于，则人们应先发制人（一旦拿获，先动手术：阉割）。

既不应把罪犯的恶劣言行算作他的缺点，也不应把他的低下智能当成他的不足。没有任何东西比他自己误解自己更平常的了（尤其是他的反叛本能、削籍的怨恨每每达不到自觉的程度，不读书）。因为受了恐惧感和失败感的影响，他要否定和诋毁自己的作案行为。下述场合则与此截然相反：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罪犯屈服于一种莫明其妙的欲望，并且把一个假动机通过次要情节而归咎于自己的案例（譬^[pì]如，本来只想抢劫财物，结果失手杀了人）。

人们应该小心，不可根据个别的行为而决定一个人的价值。拿破仑就曾告诫过。小偷小摸就更不足道了。假如有人犯了罪，譬如谋杀，但不以为然。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生活中缺少一些有利于承认犯罪的环境。有碍于我们价值的事，我们会干吗？假如人们不相信我们的力量有时会杀死一个人，那么人们就是看不起我们。几乎所有的犯罪案例中都表现出一个男子汉不可缺少的特质。陀思妥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教养所的囚犯，不是没有道理的。而这些人构成了俄国人中最坚强、最宝贵的一部分。假如，在我们这里，罪犯就是一种营养不良、枯萎凋零的植物，那么这一点会使我们的社会制度丢面子的；文艺复兴时期罪犯层出不穷，而且创造了其独特的美德——当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美德，也就是脱离了道德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