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维勒先生用隐语说，“他进去的时候是生的，出来的时候呢，焦得那么厉害，连最熟的朋友也不认得他了。红烧鸽子也比不上他呀，山姆。”

山姆维勒又点点头。

“不应该那样的，塞缪尔，”维勒先生严肃地说。

“决不可以的，”山姆说。

“当然罗，”维勒先生说。

“得啦，”山姆说，“你预言得很好，就像那些六便士的书上画着像是红脸的尼克孙似的罗。”

“他是什么人呀，山姆？”维勒先生问。

“不要管他是什么人，”山姆驳斥说：“他不是一个马车夫，那对你来说就够了。”

“我知道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旅馆马夫，”维勒先生说，思索。

“不是他，”山姆说。“这位绅士是个预言家。”

“什么是预言家？”维勒先生问，严肃地看着他儿子。

“嗳，就是把将要发生的事情说出来的人啰，”山姆答。

“我希望认得他，山姆，”维勒先生说。“说不定他会对于我们刚才说的肝病预言出一些什么名堂呢。不过他如果已经死了，又没有把这生意传给什么人，那也就完啦。说下去吧，山姆，”维勒先生叹了一口气说。

“好吧，”山姆说，“你已经预言过了，东家假如单独留在那里的话会怎么样。那么你想有什么办法照顾他吗？”

“我想不出，山姆，”维勒先生带着沉思的样子说。

“一点也没有办法吗？”山姆问。

“没有，”维勒先生说，“除非——”一道狡猾的光辉照亮了他的脸，同时他放低声音，凑近儿子的耳朵——“除非，山姆，把他藏在一张翻过来的床里，或者装扮成一个戴绿色面网的老太婆，不让看守知道，弄他出来。”

山姆维勒用意想不到的轻视态度来接待这两个提议，又提出他的问题。

“不行，”老绅士说：“假如他不肯让你留在那里，我看就根本没有办法。没有路走，山姆——没有路走。”

“那么，我告诉你怎么办吧，”山姆说，“麻烦你借给我二十五镑。”

“那又有什么用处呀？”维勒先生问。

“没有关系，”山姆答。“也许，五分钟之后你就向我讨；或许我就说不给，还大吵大闹起来。你不是想要为了这笔钱把你自己的儿子抓起来，送进弗利特去吗，是不是，你这天理不容的流氓？”

听到山姆这个回答，父子两个交换了一整套点头和表情的密电号码，然后大维勒在一级石阶上坐下，笑得脸都有些变了颜色。

“多么要不得的老偶像呀！”山姆叫，气愤他浪费时间。“那么多应该做的事，你反而坐在那里把你的脸变成敲门的铜环！钱在哪里？”

“在靴子里，山姆，在靴子里，”维勒先生答，使脸色镇定下来。“接住我的帽子，山姆。”

解除了这个累赘之后，维勒先生就把身体突然向一边一歪，于是非常高明地一扭，把右手伸进一只极大的衣袋里，经过好大一番努力之后，从那里面抽出一本八开的用一条大皮带扎住的皮夹子。从这本总账簿里，拿出两根鞭梢，三四个带扣，一小袋样品谷子，最后是一小卷污垢的钞票；他从里面抽出来需要的数目，交给山姆。

“那么，山姆，”鞭梢、带扣、样品都放回原处，而皮夹也重新放回原来的口袋里之后，老绅士说了。“那么，山姆，我知道这里有一位绅士，他会马上替我们把其余的事情办好——他是法律的爪牙[注]，山姆，法律的神经就像青蛙一样，混身散布得都是，直到手指尖上呢；他是法官大人的朋友，山姆，只要告诉他怎么做，他就能把你关上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