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你是说你不反对照样再来一杯，先生，”维勒先生说，带着一本正经的滑稽神情。

“哈，哈，”派尔先生大笑。“不妨，不妨。真是个专家！在这样大清早上，那未免是一种太好的——罢了，我不知道，我的好人——不妨再来一杯吧，随你高兴，哼！”

这最后的声音是一声庄严而高贵的咳嗽，因为派尔先生看见他的听众里面有人有发笑的非礼倾向，所以觉得应该这么来一下。

“已故的法官大人是非常喜欢我的，绅士们，”派尔先生说。

“而且他是非常可钦佩的人呢，”维勒先生插嘴说。

“注意，”派尔先生的诉讼委托人赞同地说。“为什么他会不是这样的人呢？”

“啊——的确啊！”一个脸孔很红的人说；他一直还没有说过话，而且看样子极像不会再说什么似的。“他为什么不是呢？”

一阵喃喃的同意声掠过人群。

“我记得，绅士们，”派尔先生说，“有一次和他一起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一切就像预备二十个人吃饭一样丰富——一颗大印放在他右手的自动食品架上，一个带囊发[注]。穿盔甲的人守着职仗[注]，带着出鞘的刀，穿了长丝袜——那是永远如此的，绅士们，无论日夜；那时他说话了，‘派尔，’他说，‘不是假殷勤，派尔。你是个天才；你能够叫任何人通过破产法庭这一关，派尔；你的国家要以你为光荣。’这一字一句都是他说的——‘我的大人，’我说，‘你在恭维我。’——‘派尔，’他说，‘假使我是恭维，我就该受处罚。

“他那么说的吗？”维勒先生问。

“他嘛，”派尔答。

“唔，那么，”维勒先生说，“我说国会应该办这件事；如果他是一个穷人，他们早就不饶他了。”

“不过，我的好朋友，”派尔争论说，“那是私下说的啊。”

“什么？”维勒先生说。

“私下说的。”

“啊！很好，”维勒先生想了一下之后答。“假如他私下处罚自已，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是的啰，”派尔先生说。“那种区别是很明显的，你看得出的呀。”

“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维勒先生说。“说下去吧，先生。”

“不；我不说了，先生，”派尔先生说，声调低沉而严肃。“你提醒了我，先生，那谈话是私人的——私人的和秘密的，绅士们。绅士们，我是一个专家。在这一行里我也许很受人看重，也许并不。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的。我什么都不说。在这个房间里，已经发表过许多伤害我的高贵的朋友的声誉的议论。你们要原谅我，绅士们；我疏忽了。我觉得不得到他的同意我没有权利提这件事，谢谢你，先生；谢谢。”派尔先生这么说了之后，就把手插进口袋，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向大家看看，怀着可怕的决心把三个半便士铜币捏得轧轧直响。

刚作出这种有道德的决定之后，学徒和蓝色公文袋——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伴侣——横冲直撞地冲进房来，说（至少学徒说了，因为蓝色公文袋没有参加发言）案子马上开庭了。一接到这消息，全体连忙赶到对街，开始向法庭里挤——这种预备工作照平常的情形计算要花费二十五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维勒先生因为是胖子，所以立刻冲进人群，希望能够挤到一个适合于他的地方。他的成就和他的期望可不十分相同等；因为他疏忽了，忘了脱掉帽子，所以重重地踩到了一个没有看清面目的人的脚趾，那人就把他的帽子打得罩在他的眼睛上。显然，那人马上就后悔自己莽撞了；因为，他喃喃地发出一声不清晰的惊呼，就把老头子拖到过道里，经过一番猛烈的挣扎以后，解放了他的头和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