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艾达荷就这么混日子。不论白天黑夜，我们唯一的乐趣就是看书。那次雪封无疑使我们两人都长进了不少学问。到了融雪的时候，假如你突然走到我面前问我说：“桑德森普拉特，用九块五毛钱一箱的铁皮来铺屋顶，铁皮的尺寸是二十乘二十八，每平方英尺要派到多少钱？”我便会飞快地回答你，正如闪电每秒钟能在铁铲把上走十九万两千英里那么快。世界上有多少人能这样？如果你在半夜里叫醒你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让他马上回答，人的骨骼除了牙齿之外一共有几块，或者内布拉斯加州议会的投票要达到什么百分比才能推翻一项否决，他能回答你吗？试试吧。

至于艾达荷从他那本诗集里得到了什么好处，那我可不清楚了。艾达荷一开口就替那个酒类代理商吹嘘；不过我认为他获益不多。

从艾达荷嘴里透露出来的那个荷马伽谟的诗歌看来，我觉得那家伙象是一条狗，把生活当作缚在尾巴上的铁皮罐子。它跑得半死之后，坐了下来，拖出舌头，看看酒罐说：

“唔，好吧，我们既然甩不掉这只酒罐，不如到街角的酒店里去沽满它，大家为我干一杯吧。”

此外，他仿佛还是波斯人；我从没听说波斯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名产，除了土耳其毡毯和马耳他猫。

那年春天，我和艾达荷找到了有利可图的矿苗。我们有个习惯，就是出手快，周转快。我们出让了矿权，每人分到八千元；然后漫无目的地来到萨蒙河畔的罗萨小城，打算休息一个时期，吃些人吃的东西，刮掉胡子。

罗萨不是矿镇。它座落在山谷里，正如乡间小城一样，没有喧嚣和疫病。近郊有一条三英里长的电车线；我和艾达荷坐在咔哒咔哒直响的车厢里兜了一个星期，每天到晚上才回夕照旅馆休息。如今我们见多识广，又读过书，自然就参加了罗萨城里最上流的社交活动，经常被邀请出席最隆重、最时髦的招待会。有一次，市政厅举行为消防队募捐的钢琴独奏会和吃鹌鹑比赛，我和艾达荷初次认识了罗萨社交界的皇后，德奥蒙德桑普森夫人。

桑普森夫人是个寡妇，城里唯一的一幢二层楼房就是她的。房子漆成黄色，不管从哪一个方向望去都看得清清楚楚，正如星期五斋戒日爱尔兰人胡子上沾的蛋黄那样引人注目。除了我和艾达荷之外，罗萨城还有二十二个男人想把那幢黄房子归为己有。

乐谱和鹌鹑骨头扫出市政厅后，举行了舞会。二十三个人都拥上去请桑普森夫人跳舞。我避开了两步舞，请她允许我伴送她回家。在那一点上，我获得了成功。

在回家的路上，她说：

“今晚的星星是不是又亮又美，普拉特先生？”

“就拿你看到的这些亮光来说，”我说道，“它们已经卖足了力气。你看到的那颗大星离这儿有六百六十亿英里远。它的光线传到我们这儿要化三十六年。你用十八英尺长的望远镜可以看到四千三百万颗星，包括十三等星。假如有一颗十三等星现在殒灭了，在今后二千七百年内，你仍旧可以看到它的亮光。”

“哎呀！”桑普森夫人说。“我以前从不知道这种事情。天气多热呀！我跳舞跳得太多了，浑身都汗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