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打了牌；赢的是艾达荷。他先挑了他要的书；我拿了我的。我们两人回到各自的地方，开始看书。

我看到那本书时比看到一块十盎司重的天然金矿石还要快活。艾达荷看他那本书的时候，也象小孩看到棒棒糖那样高兴。

我那本书有五英寸宽、六英寸长，书名是《赫基默氏必要知识手册》。我的看法也许不正确，不过我认为那本书伟大得空前绝后。今天这本书还在我手头。我把书里的东西搬一点儿出来，在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你或者随便什么人难倒五十次。别提所罗门或《纽约论坛报》了！赫基默比他们两个都强。那个人准是花了五十年时间，走了一百万里路，才收集到这许多材料。里面有各个城市的人口数，判断女人年龄的方法，和骆驼的牙齿数目。他告诉你世界上哪一条隧道最长，天上有多少星星，水痘要潜伏几天之后才发出来，上流女人的脖子该有多么粗细，州长怎样行使否决权，罗马人的引水渠是什么时候铺设的，每天喝三杯啤酒可以顶几磅大米的营养，缅因州奥古斯塔城的年平均温度是多少，用条播机播一英亩胡萝卜需要多少种子，各种中毒的解救法，一个金发女人有多少根头发，如何储存鲜蛋，全世界所有大山的高度，所有战争战役的年代，如何抢救溺毙的人，如何抢救中暑病人，一磅平头钉有几只，如何制造炸药，如何种花，如何铺床，医生尚未来到之前应如何救护病人——此外还有许许多多东西。赫基默也许有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不过我在那本书里却没有发现。

我坐着，把那本书一连看了四个小时。教育的全部奇迹全压缩在那本书里了。我忘了雪，忘了我同老艾达荷之间的别扭。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凳子上，看得出了神，他那黄褐色的胡子里透出一种半是温柔半是神秘的模样。

“艾达荷，”我说，“你那本是什么书啊？”

艾达荷一定也忘了我们的芥蒂，因为他回答的口气很客气，既不顶撞人，也没有恶意。

“唔，”他说，“这本书大概是一个叫荷马伽谟①的人写的。”

①指波斯哲学家、天文学家、诗人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生前不以诗闻名。一八五九年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尔德把他的四行诗集译成英文出版，在欧美开始流传。一九二八年郭沫若从英文转译了该集，中译名为《鲁拜集》。这里艾达荷将“欧玛尔”误作为“荷马”。

“荷马伽谟后面的姓是什么？”我问道。

“唔，就只有荷马伽谟。”他说。

“你胡扯。”我说。我认为艾达荷在蒙人，不禁有点冒火。“写书的人哪有用缩写署名的。总得有个姓呀，不是荷马伽谟斯庞彭戴克，就是荷马伽谟麦克斯温尼，或者是荷马伽谟琼斯。你干吗不学人样，偏要象小牛啃晾衣绳上挂着的衬衫下摆那样，把他姓名的下半截啃掉？”

“我说的是实话，桑德。”艾达荷心平气和地说。“这是一本诗集，”他说，“荷马伽谟写的。起初我还看不出什么苗头，但是看下去却象找到了矿脉。即使拿两条红毯子来和我换这本书，我都不愿意。”

“那你请便吧。”我说。“我需要的是可以让我动动脑筋的开门见山的事实。我抽到的这本书里好象就有这种玩意儿。”

“你得到的只是统计数字，”艾达荷说，“世界上最起码的东西。它们会使你脑筋中毒。我喜欢老伽谟的推测方式。他似乎是个酒类代理商。他干杯时的祝辞总是‘万般皆空’，他并且好象牢骚满腹，只不过他用酒把牢骚浇得那么滋润，即使他抱怨得最厉害的时候，也象是在请人一起喝上一夸脱。总之，太有诗意了。”艾达荷说。“你看的那本胡说八道的书，想用尺寸来衡量智慧，真叫我讨厌。凡是在用自然的艺术来解释哲理的时候，老伽谟在任何一方面都打垮了你那个人——不论是条播机，一栏栏的数字，一段段的事实，胸围尺寸，或是年平均降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