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常常谈起这样的问题。

安德烈又进工厂做工了，他将自己全部的工钱，完全交给母亲。母亲也好像从巴威尔手里接到工钱一样，毫不介意地收下了他的钱。

有时，安德烈眼睛里满含微笑地向母亲提议。

“咱们读书吧，妈妈，嗳？”

她用玩笑的口气，固执地拒绝了他。他那种微笑使她觉得难堪，她感到有点受屈。她想：

“如果你是在笑，——那又何必呢？”

此后，她常常问他书里她所不懂的字眼。她问他的时候，眼睛总是朝着一边望着，装出一带漫不经心的样子。

安德烈猜出她在偷偷地自学，理解她的害羞心理，于是不再提议和她一起读书。

不久之后，母亲对安德烈说：

眼睛不行了，安德留夏。配副眼镜才好。”

“对啦！”他答应着。“那么礼拜日咱们一同到城里去，叫医生给您配一副眼镜……”

19

她已经去过三次了，请求和她儿子见面，但是，每次都被宪兵队的那个将军——在紫色脸膛上面长着一个大鼻子的白头发小老头，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大婶子，再过一个礼拜，提前是不行的！再过一个礼拜——我们给你想想法子，——但是现在，是不行的……”

他又圆又胖，使她联想起了熟透的、放了许多日子的、外皮上已经生了霉菌的李子。他总是用一根很尖的黄色牙签剔着那口细碎的白牙。小小的碧色眼睛，很殷勤地微笑着，他怕声音，也是和蔼可亲的。

“挺客气的！”母亲一边想着，一边对霍霍尔说。“老是笑容满面的……”

“是啊！”霍霍尔尔说。“他们——样子还不错，很客气，总是带着微笑。假使有人命令他：‘喂，这个聪明而正直的人对于我们是危险的，快给我保拿去绞死！’那么，他们也会带着笑容拿去绞死的，——绞了之后，他们还是依旧带着微笑吧！”

“比起上回来搜查的那个，他厚道些，”母亲比较了一下。

“那个一看就知道是狗腿子……”

“他们都不是人。他们是用来打人的铁锤。是一种工具。使用他们来收拾我们弟兄，叫我们变得服服贴贴的，他们本身就是统治我们的人们手中的服服贴贴的工具——人家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既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终于得到允许可以会见儿子了。

礼拜天，她规规矩矩地坐在监狱办公室的角落里。在那间矮小污秽的房间里面，除了她之外还有几个等待会见的人们。他们大概不是第一次来这里，互相都认识；在他们之间，倦怠地、慢慢地开始了像蛛网一般牵牵扯扯地谈话。

“您听说吗？”一个胖胖的、筋肉肥驰的、在膝头上放着一个皮包的女人说。“今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教堂里的领唱撕破唱歌班的孩子的一只耳朵……”

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男人，很响地咳嗽着说：

“唱歌班都是些顽皮的小家伙！”

一个矮小、秃顶、下颚骨凸出、两脚很短而两手却很长的男子，似乎很忙地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走动着。用不安的轧轧的声音一刻不停地说着话。

“生活程度渐渐提高，人们也渐渐凶狠起来！次等牛肉，一斤十四戈比，面包又要两戈比半了……”

有时候，囚犯走了进来，他们都是形容枯槁，穿着笨重的皮鞋。他们走进了幽暗的屋子，眼睛立刻眨动起来。有一个，脚上发出了脚镣的声音。

周围非常寂静，是不愉快的单调。好像大家早已弄熟了，对自己的处境习惯了；有的静静地坐着，有的懒散地巴望着，还有的在有条不紊地、懒洋洋地和被监禁的人谈话。因为等待得有些不耐烦，母亲感到心在颤动，她茫然地望着周围的一切，那种沉重的单调令她深感惊异。

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矮小的老妇人，她的脸上布满了皱纹，但是她的眼睛却充满年轻的活力。她扭转着很细的脖子，倾听着别人的谈话，同时格外热诚地看着大家。

“在里在的是你什么人？”符拉索娃悄悄地问她。

“儿子，是个大学生，”老妇人马上高声回答。“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