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家庭的幸福把我整个地陶融了。”（一八六三年正月五日）“我多么幸福，幸福！我那样爱她！（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见《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富有文学天才，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的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据说她替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重誊过七次。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的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结婚之后，托尔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学工作，学校、杂志全部停了。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她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天才获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的典型增多了。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的。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的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他的妹子塔佳娜，聪明的，具有艺术天才，托尔斯泰极赞赏她的思想与音乐天禀；在本书的女性人物中，托尔斯泰亦把她作为模型。托尔斯泰说过：“我把塔尼娅（塔佳娜）和索尼娅（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据比鲁科夫所述）《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决不能参透。

由于这段婚姻的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这是托尔斯泰的天才获得解放的重要标识。他的日记，自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专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代起停止了十三年。艺术的自私使良心的独白缄默了。这个创作的时代亦是生理上极强壮的时代。托尔斯泰发狂一般的爱狩猎。“在行猎时，我遗忘一切。”（一八六四年书信）——某一次乘马出猎时，他把手臂撞折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即在这次病愈时，他读出《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页令夫人为他写下。——“从昏晕中醒转，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是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一八六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这时期写给费特的一切信札，都充满着创造的欢乐，他说：“迄今为止我所发刊的，我认为只是一种试笔。”（见致费特书）于是，在爱情的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的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全部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的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这样我的确发现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托尔斯泰指出在他二十至三十五岁间对他有影响的作品：“歌德：《赫尔曼和多萝特》……颇为重大的影响。”“荷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俄译本）……颇为重大的影响。”一八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读歌德的著作，好几种思想在我心灵中产生了。”一八六五年春，托尔斯泰重读歌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的诗，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表白的诗。”以后，他为了他的神（意即他思想上的理想）把歌德如莎士比亚一般牺牲了。但他对于荷马的钦仰仍未稍减。一八五七年八月，他以同样的热情读着《伊利亚特》与《圣经》。在他最后著作之一中，在攻击莎士比亚（一九○三）时，他把荷马来作为真诚、中庸与真艺术的榜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五年》……等都归入一类。《战争与和平》的最初两部发刊于一八六五——六六年间，那时题名《一八○五年》。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片断（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础不够稳固；往前追溯过去，他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于是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于一八六五年起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发表；第六册完成于一八六九年秋。那时托尔斯泰又追溯历史的上流，他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以后又想写另一部十八世纪皇后当政时代及其幸臣的作品。他在一八七○至一八七三年间为这部作品工作，搜罗了不少材料，开始了好几幕写景；但他的写实主义的顾虑使他终于放弃了；他意识到他永远不能把这遥远的时间以相当真实的手法使其再现。——更后，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小说；接着一八七七年他热烈地继续他的《十二月党人》，从当时身经事变的人那里采集了若干材料，自己又亲自去探访事变发生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于我是那么重要！重要的程度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于你同样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当他渐渐深入时，他反冷淡起来：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费特书中已经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法译本是于一八七八年在圣彼得堡开始的。但第一部的法文版却于一八八五年在阿谢特书店发刊，一共是三册。最近又有全部六本的译文问世。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的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的静寂，命运的气息的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的情操，和统制作品的艺人的天才，如《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俄罗斯社会在战争前夜所享有的和平。首先的一百页，以极准确的手法与卓越的讥讽口吻，映现出浮华的心魂的虚无幻灭之境。到了第一百页，这些活死人中最坏的一个，瓦西里亲王才发出一声生人的叫喊：“我们犯罪，我们欺骗，而是为了什么？我年纪已过五十，我的朋友……死了，一切都完了……死，多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