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确是一幅触目惊心的人民受难图。托尔斯泰在这里提出尖锐的问题：人民的苦难是怎样造成的？谁是罪魁祸首？人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

托尔斯泰探索卡秋莎玛丝洛娃和全体苦难人民不幸的根源，发现罪魁祸首就是沙皇制度，就用锐利的笔锋进行无情的揭发。法庭审理玛丝洛娃是一出十足的讽刺剧。庭长急于同情妇幽会，心不在焉，只想赶在六点钟以前草草收庭。法官因为一早跟老婆吵架，老婆威胁不给他饭吃，开庭后他始终为此事忧心忡忡。而那个一心跟玛丝洛娃作对的副检察官是个无耻的好色之徒，又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陪审员们（包括当时的聂赫留朵夫在内）也是一伙没有头脑、没有责任心的老爷。就是这样一批混蛋造成了玛丝洛娃的冤案，也使许多无辜百姓坐牢甚至送命。

聂赫留朵夫为解救玛丝洛娃不得不奔走于高高在上主宰平民百姓命运的大官之间，遇到的都是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没有一个多少有点良心的人。枢密官沃尔夫自认为十分正派，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其实他一贯搜刮民脂民膏，并且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他残酷迫害几百名无辜的波兰百姓，让他们破产、流放和坐牢，不觉得罪过，反引以为荣。他对家里人的钱财都要侵占，人品非常卑劣。掌管彼得堡全体囚犯命运的老将军，早年曾用刺刀和步枪屠杀了一千多名保卫自由、家园和亲人的高加索少数民族居民。他认为他的职责就是把男女政治犯关起来，关得他们“在十年之内一半瘐死，一部分发疯，一部分死于痨病，一部分自杀：其中有人绝食而死，有人用玻璃割破血管，有人上吊，有人自焚”。他还时时告诫自己，对他们不能心慈手软。退休大臣察尔斯基鼠目寸光，不学无术，却又刚愎自用，每年要挥霍几万卢布公款，谁也不敢停止给他付钱。对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是否受损，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托尔斯泰的批判矛头也没放过沙皇的官方教会。法庭审判固然是一出滑稽戏，而犯人们进监狱教堂做礼拜更是一出入木三分的讽刺剧。官方不惜花费重金重建监狱教堂，使它“显得色泽鲜艳，金碧辉煌”。司祭把切碎的面包浸在葡萄酒里，通过一定手法和祈祷，变成上帝的血肉。然后他率先吃“上帝的身体和血”，“用心舔干净小胡子，擦干嘴巴和杯子，兴高采烈，精神抖擞地从隔板后面走出来，脚上那双薄后跟小牛皮靴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可是，在唱诗班唱完“耶稣，上帝的儿子，饶恕我吧！”时，“犯人们都匍匐在地，再爬起来，把没有剃掉的一半头发往后一甩，那磨伤他们瘦腿的脚镣就哐啷发响。”托尔斯泰指出，“这里所做的一切正是最严重的亵渎，以基督名义所做的一切正是对基督本人的嘲弄。”还有那个主管宗教的高官托波罗夫，他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也知道宗教是欺骗，但他仍起劲地维护着宗教。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把老百姓都看作鸡，宗教就象用来喂鸡的腐肉，腐肉很招人讨厌，但鸡喜欢吃，因此得用腐肉来喂鸡。托尔斯泰愤怒地斥责他们：“自己有了知识，看到了光明，却不把这种知识用到该用的地方，帮助老百姓克服愚昧，脱离黑暗，反而加强他们的愚昧，使他们永远处于黑暗之中。”

总之，沙皇专制和官方教会是完全建筑在对人民的压迫和欺骗之上的。他们虐待人，折磨人，审判人，惩办人，杀害人。无辜的人民遭殃，他们无动于衷，一心要清除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他们不但不会宽恕他们认为有罪的人，而且不惜冤枉大量无辜的人。事实上，他们宁可惩罚千百个没有危险的人，以便除掉一个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统治术！

《复活》不愧是一部史诗，一部十九世纪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作者在书里还描写了一批反对沙皇统治的政治犯、革命家。当然，托尔斯泰并不赞成他们的政治观点，对他们的理解也有偏颇和局限之处。这些革命家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民意党人。应该说，托尔斯泰对他们的描写是真实的。例如农民出身的革命家纳巴托夫在宣传革命的同时，认为革命成功后人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革命不应该改变人民的基本生活方式”，“革命不应该摧毁这座他所热爱的美丽、坚、固宏伟的古老大厦，只要把里面的房间重新分配一下就行了。”还有一位平民革命家玛尔凯则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仿佛要为自己和祖祖辈辈所受的欺骗进行报复，一有机会总要尖刻地嘲笑教士和教条”。革命领导人诺伏德伏罗夫是一个心胸狭隘而又十分虚荣的人。同志们对他敬而远之，心里并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任何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以免妨碍他的自我表现，而西蒙松则是一个反对杀生的素食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