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不是重新爱上了聂赫留朵夫？答案也是肯定的。卡秋莎玛丝洛娃一向认为聂赫留朵夫是她所遇见的男人中最好的一个，尽管他残酷地伤害过她。她对聂赫留朵夫的初恋是纯洁的，真挚的，在她的内心一直保存着这一份可贵的感情，只是“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得那么严密，就象蜜蜂把窝螟虫封起来”。事实上，象她这样一个深情的女人，在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但是。在经历了血泪斑斑的摧残之后，要玛丝洛娃再象以前那样爱他，这也是不可能的。她的爱情已大大褪色，但也可说有了升华，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爱已没有少女时代的狂热，也没有理想化的成份，她更不想同他结合。含苞欲放的爱情的芳香已经消失，鲜艳娇嫩的花瓣已经褪色，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不复返，生活就是这样严酷！当然，这些只是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求婚的部分原因。她对这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在她是办不到的。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决不伤害他人，这是托尔斯泰笔下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也是卡秋莎玛丝洛娃的为人之道。他们不愿做这种不道德的事，卡秋莎玛丝洛娃也不愿这样做。

至于卡秋莎玛丝洛娃接受政治犯西蒙松的求婚，那可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玛丝洛娃被迫去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服苦役，有个男人不因她的身世嫌弃她，真心同情她的遭遇，巴望她的日子能变得好过些，这是多么可贵的感情！西蒙松是个政治犯。这些政治犯在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心目中是崇高的，他们“都好得出奇，不仅以前从没见过，简直无法想象”。卡秋莎玛丝洛娃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政治犯们的思想和事业，但她知道他们是“好得出奇”的人，是可以信赖的。卡秋莎玛丝洛娃对西蒙松的尊敬和信任，超过对他的爱情。这种感情大大不同于她早年对聂赫留朵夫的迷恋。他们的结合也是合情合理的。

卡秋莎玛丝洛娃的冤屈不仅仅是个人的悲惨遭遇，托尔斯泰着墨的也绝不只是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他是以玛丝洛娃的悲剧为中心，气势磅礴地描写人民的苦难，因此《复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俄国人民水深火热的受难图。在监狱里，特别清楚地展示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景象。例如明肖夫母子的冤案。明肖夫妻子被酒店老板霸占，明肖夫又被诬告为纵火犯。律师一眼看出，火是酒店老板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捞一笔保险费。明肖夫母子没有任何罪证，仍被关进牢里。“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又如，一百三十名泥瓦匠外出谋生，仅仅因为身份证过期而被当作罪犯关押起来。就连典狱长也知道他们确实没有罪，不过出于“老百姓都变坏了，非严加管制不可”的残酷想法，还是把他们囚禁起来，用树条抽打他们。此外，还有因宗教信仰不同而遭迫害的教徒。总之，监狱里关满了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关押的犯人。

在监狱外面，下层平民的生活也很悲惨。聂赫留朵夫在农村看到的贫困景象使他不寒而栗。“老百姓纷纷死亡……儿童夭折，妇女从事力不胜任的繁重劳动，食品普遍不足，尤其老年人缺乏吃的东西。”有个农民因为偷砍了地主的两棵小树，被官府抓去坐牢，家里老婆只得靠讨饭来养活三个孩子和有病的老人。孩子的处境尤其悲惨。“这娃娃的脸象个小老头，但一直现出古怪的微笑，摆动着痉挛的大拇指。”“……扭动两条象蚯蚓一般的细腿”。地主、管家、警察都是那样专横狠毒，对农民动不动罚款，动不动强迫他们做工抵偿，根本不管他们的死活。

在城市里，下层人民同样受尽折磨。洗衣妇们“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得了痨病，过着苦役犯一般的生活。那里不论冬夏，窗子一直敞开着，她们就在三十度高温的肥皂蒸汽里洗熨衣服”。油漆工“赤脚套着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脸色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乞丐“衣服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们站在街角要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