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

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蹋过的姑娘，来找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象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1889—1899）。当时他已进入老年，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夜。

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上所花费的心血是惊人的。他为此特地参观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囚犯、律师、法官、狱吏等各种人物，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流行分析研究。托尔斯泰连续多年沉浸在创作的激情中，在前六年里，他先后写出了三份草稿。可是，后来他觉得写不下去，而对已经写出的草稿又感到极其不满，他十分苦恼。柯尼讲的故事经过托尔斯泰的“变形”，结局成为男女主人公捐弃前嫌，终成眷属，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男的著书立说，教育孩子，女的读书进修，帮助丈夫，两口子过着安宁的生活。但托尔斯泰后来发觉这样描写男女主人公的命运，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纯属个人的愿望，因此是虚假的。不仅如此，托尔斯泰目睹亿万人民的苦难，觉得光写两个人的个人命运是远远不够的，他要深刻揭示黑暗的沙皇帝国，真实反映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民的命运。因此，以忏悔贵族这一男主人公作为主线的写法必须改变，而应该以平民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的生活遭遇作为主线，并通过这条主线来广泛描写人民的苦难。

接着，托尔斯泰的创作思想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应该使女主人公的心灵不断升华，最后显得光彩照人，而把男主人公则写成具有高尚追求而又有可笑缺点的与众不同的忏悔贵族。《复活》的定稿就反映了作者的这一构思。不过，托尔斯泰这时仍没有放弃男女主人公最终结为眷属的设想。这种设想一开始就在托尔斯泰的头脑里生了根，他确实希望两个不幸的好人最终能获得幸福。但这样的幸福有没有根据，托尔斯泰心里产生了怀疑，最后他得出结论：男主人公既不可能使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复活，而精神上复活了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跟他结婚，共同生活。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托尔斯泰明确这一点时，离最初动笔已有九年，但从此到最后定稿就比较顺利了。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待创作是何等严肃认真，精益求精，真象他说的那样，把“自己的一块肉放进墨水缸里”。

托尔斯泰把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定为全书的枢纽，着力塑造这个艺术形象，使她在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人物画廊中大放异彩。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个平民女性，是俄罗斯人民中的普通一员。她身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朴素、纯洁和善良，也表现出不合理社会对她的肆意蹂躏和残酷迫害。

她的一部血泪史是对统治阶级最有力的控诉和最无情的鞭笞。

卡秋莎玛丝洛娃原是个象水晶一般纯洁的姑娘，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对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她对聂赫留朵夫最初的感情是一种少女朦胧的初恋，但这种感情不久就被贵族少爷糟蹋了。她怀孕后被驱逐出贵族之家，历尽人间沧桑，沿着社会的阶梯不断往下滚，最后滚进火坑，过了七年非人的生活。但苦难还没有到头，她又被诬告谋财害命，进了监狱，押上审判台。

尽管历尽了苦难，饱尝了辛酸，卡秋莎玛丝洛娃并没有丧失可贵的人性。她始终是那样善良，那样厚道。即使在地狱一般的牢房里，她还是时时关心别人，帮助难友。她看到孩子饥饿的目光，自己也不能坦然进餐。聂赫留朵夫残酷地毁了她的一生，她恨聂赫留朵夫，但一旦发现后者确有真诚的悔改之意，她还是从心底里饶恕了他，并为聂赫留朵夫日后的生活着想，拒绝了他的求婚。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

但是，卡秋莎玛丝洛娃又确实是个复杂的很有个性的人物。除了善良之外，她又有极强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使她格外不能忍受人家对她的蹂躏，从而产生反抗和报复的念头。但她的处境是无可奈何的，她的反抗和报复行为也是幼稚可笑的。她作践自己，当上妓女，以为这样就是对所有欺侮过她的男人进行报复，特别是对一度爱过她的聂赫留朵夫的报复，殊不知那些男人根本没有什么廉耻心，她这种可怜的行为并不能使他们感到丝毫内疚，而她自己却只能不断地堕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