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爵夫人高声说：“毫无希望，福尔摩斯先生！在没有满足她提出的无耻条件之前，这个可怕的女人是不会把文件拿出来的。”

“那我们就得耍手腕了。您必须给她写一封措辞谨慎的信，让她产生这样的印象：一旦确认婚姻证件是真的，您就会按她的要求行事。恳求她今晚十一点在圣詹姆斯大街她的家里秘密地接见您。您能办到吗？”

“除了她要求的条件以外，干什么都行。”

“好！最后还有一点：在那个图书室里有一个保险柜，证件就放在那里面；您得找个借口，在十一点二十分整拉着她离开那里。”

“要是她带上证件走呢？”

“那不要紧。”

“您怎么能肯定保险柜是放在图书室里面的呢？”“向冯兰默雷因夫人出租房屋的公司曾求我办了一点小事，所以我有一份这所房屋的平面图。而且，我看见保险柜了。”

“您看见了！”

“昨天早晨，有一个窗户不知怎么弄坏了，”福尔摩斯笑道，“代理人马上派了一个玻璃装配工去修，当时我就想到，这是个有利条件。”公爵夫人把手放在急剧起伏的胸口上，倾身向前，几乎是用凶狠的口气问道：“您打算干什么？”

“这个问题要由我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决定，夫人。”福尔摩斯一跃而起，同时回答说，“就算会失败，我也要为有益的事业而这样做的。”我们告别时，公爵夫人手扶着福尔摩斯的胳臂问道：“如果您检查了这些可怕的证件，而且确信它们是真的，您会把它们拿走吗？”

福尔摩斯用严肃的眼光看着她，露出关切的神情，平静地回答说：“不会的。”“您想得对！”她高声说道，“我也不愿意您拿走。这种骇人听闻的冤屈必须得到昭雪，不管我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只是一想到我的女儿时，我的勇气就消失殆尽了。”福尔摩斯很有礼貌地说：“正是由于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勇气，所以我提醒您要从最坏处着想。”

在这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的朋友处于极度不安的状态之中。他不停地吸烟，起居室里的空气使人呛得受不了。他把所有的报纸都看过之后全扔到煤斗里，然后面容焦急地探着头、背着手在屋里踱来踱去。后来他走到壁炉前，把胳臂肘靠在壁炉台上，望着蜷坐在椅子上的我，问道：

“华生，你有兴趣去干一件严重违法的事吗？”“为了光荣的事业，福尔摩斯，我当然非常愿意。”“亲爱的朋友，这对你是不公平的，”他高声说，“因为，如果咱们在那个女人的住所被抓住的话，就会陷入困境。”

“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反对说，“咱们不能隐瞒事实啊。”“是这样。就算情况真是如此，我也要看到原件。”我说：“那么，看起来是没有选择的余地了。”“我看是没有了。”他一边说一边从烟袋里捏出一撮强味板烟丝，胡乱塞进烟斗里。“啊，华生，长期蹲监狱至少使我能继续研究东方植物在血流中的毒性，你可以研究新的路易巴斯德接种理论。”

天已经黑下来，我们没再往下说。赫德森太太急急忙忙地走进来把火弄旺，点上煤气灯。

福尔摩斯建议到外面吃饭去。他笑着说：“我想到弗拉蒂饭店去，坐在角上那张桌子那儿，要一瓶一八六七年的蒙特拉奇酒。就算这是咱们最后一个体面的夜晚，至少也要过得舒服一点啊。”

我们在查尔斯街角走下双轮双座马车时，十一点已过。这天晚上潮湿阴冷。街灯周围形成一个个黄色的光晕，预示着要下雾。灯光照在一个警察的斗篷上。他慢慢地从我们身边走过，不住地用他提着的牛眼灯去照那些黑暗沉寂的门廊。

进入圣詹姆斯大街后，我们沿着便道西行，这时福尔摩斯按着我的胳臂指给我看：一座高大的房屋耸立在我们面前，它的正面有一个窗户里还亮着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