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笔记里记载着：在八六年九月末，我与亨利巴斯克维二爵士一起去达特穆尔前不久，一桩后来被称为”敲诈案“的奇怪案件开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个案件当时有可能涉及英国一个最受尊敬的人。甚至直到现在，歇洛克福尔摩斯还极力主张要想方设法避免透露有关人物的真正身份；因而，在叙述这些案件时，我当然要尽一切可能在这方面按他的愿望办事。确实，我和他一样，对这样一个事实是很敏感的，即由于多年来参与调查了许多案件，我们当然听到了许多奇怪的私房话，知道了许多隐私，这些东西如果为外界所知，只能引起谣言和震惊；因此，我们的荣誉是与保守秘密紧密相连的。在贝克街上我们那间平凡的斗室中，曾有很多地位不同的男女客人向我们倾吐过他们的烦恼，我将确保不在无意中说出可以暴露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话来。

我记得，在九月末的一个早晨，我初次听说那个案件，该案件就是现在要叙述的主题。

那天天气阴暗沉闷，预示着早雾将临。我到西顿街一个病人家出诊，在回家途中发觉街上有个小鬼偷偷地跟在我后面。当他走到与我并肩的位置时，我认出他是”贝克街非正规军“的一员 --福尔摩斯偶尔雇用一帮邋遢孩子，让他们到伦敦街道上去充当耳目，给他们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我说：“嘿，比利。”

这孩子露出不认识我的表情。

“老板，借个火行吗？”他亮出了一个破烟头问道。我给他一盒火柴。他在把火柴还给我时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然后很快地低声说：“大夫，看在老天份上，告诉福尔摩斯先生，让他注意‘男仆’博伊斯。”说完，他粗野地一点头，懒懒散散地走了。

为我的朋友带这个密信，我并不感到不快。因为，在过去这些天里，他有时神态生动，有时神情专注；吸烟之多，也令人吃惊；我明显地感到他已经受聘侦察一个案件了。然而，他一反常态，没有邀请我参与他的机密活动。我得承认，不管福尔摩斯怎么打算，能够参与这个案件使我得到很大的满足。

走进起居室时，我看见他懒洋洋地靠坐在壁炉前的扶手椅里，身上还穿着他那件紫色的晨衣。他那双厚睑灰色的眼睛透过朦胧的烟雾沉思地看着天花板。他的一支胳臂垂在椅子旁边，手指尖捏着一封信。一个信封落在地板上，我注意到信封上印有个贵族的冠状凸纹花饰。

他不高兴地说：“啊，华生，我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来了。”“也许这样对你倒有好处，福尔摩斯。”我对他说话的语调感到有一点恼火。说完这句话，我就开始把别人托我带的口信告诉他。福尔摩斯听了之后吃惊地扬起了眉毛。

“这真是太奇怪了，”他说：“‘男仆’博伊斯能和这事有什么关系呢？”我说：“由于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事的经过，所以简直不能回答你的问题。”“天哪，华生，这是个明显的缺陷。”他干笑着答道，“亲爱的朋友，我到现在还没有让你参与我的机密，那决不是由于不信任你。这外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在请你提供非常宝贵的帮助之前，我宁愿自己先稍微摸索一下。”我热切地说：“你不用再解释了。”

“啧，华生，我已经走进死胡同了。可能正是这样一种情况：想得过多反而会弄巧成拙，而沉着地思考问题主要靠对明显的……”他截住话头，静静地想了一会儿，然后一跃而起，踱到窗户前面。

“我现在面临着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危险的敲诈勒索案件之一，”他大声说，“我想你也许知道卡灵福德公爵这个名字？”

“你说的是已故外交次官吗？”

“正是。”

我说：“可是他已死了大约三年了。”

“华生，我知道这个。无疑地你会因此而感到惊讶。”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回答道，“让我接着说吧。几天以前，我收到公爵夫人（就是他的遗孀）的一封信。从这封信的措词看情况十分紧急，因而我不得不应她的请求到波特兰街她的住所去拜访她。我觉得她有超人的智慧，而且可以称得起很美；但却因受到可怕的打击而惶惶不知所措。这种打击实际上是突如其来的；由于这种打击，她和她的女儿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有遭到彻底毁灭的危险。

再说，这种打击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引起的，因而这种命运对她的嘲弄就更加可怕。”“等一下，”我从躺椅上拿起一张报纸，插了一句话，“今天的《电讯报》上提到公爵夫人，这条消息是宣布她的女儿玛丽格拉德斯戴尔和内阁大臣詹姆斯福尔泰斯克爵士订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