咆哮的大西洋并没有减轻我的悲伤，但当我们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后，云开日现，我才开始慢慢地找到一些快慰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渴求阳光的伦敦人到达温暖的南方后才能体会到的。我坐的这艘船，名为艾尔布瑞格号，是一艘开往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丹麦货船，几星期后将返回英国。在那不勒斯我弃船登岸，沿海岸线向南旅行，并在拉法罗稍作停留。因为就是在这儿，我第一次听到了詹姆斯莫里亚蒂对福尔摩斯的造谣中伤，他还为他死去的哥哥辩护，真是不知羞耻。意大利人的热情欢快使我暂时忘却了悲痛，但莫里亚蒂上校故意歪曲事实却让我气愤不已，因此我拿起笔开始记述我们在瑞士的最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并以此作为反击。

待自身状况有所好转后，我回到了伦敦，并遇见了福尔摩斯的哥哥麦克罗夫特。他为人和善，使我受益颇多，有好几次他都邀请我一起去迪奥金斯俱乐部吃饭。他身材肥胖，和福尔摩斯的瘦小身材简直是天壤之别，但头脑敏锐这一点却与福尔摩斯如出一辙，甚至让我觉得我的好友仍在人世。有一次我们见面时，麦克罗夫特要我陪他到以前福尔摩斯和我在贝克街同住的寓所去。在失踪前，福尔摩斯就感觉到与莫里亚蒂的巧遇可能会出意外，所以他已经告诉麦克罗夫特如何处置他的私人物品，包括他的文件。但麦克罗夫特是那种疏于活动的人，他决定暂且保留那些东西，原封不动，并付给哈德逊太太一笔适当的租金，以便等到他有足够的精力来仔细地处置福尔摩斯的这些东西时再说，现在时候到了。这是我第一次在福尔摩斯失踪后造访贝克街，当我走进房间时，我双眼迷蒙，心中期望犹存，希望看见我的朋友还坐在他过去常坐的地方。但是，他并不在那儿。哈德逊太太见到我，只觉得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顿时泪如泉涌。

１８９２年春天，和以后几年的春天一样，我又去了莱辛巴赫瀑布。我的悲痛和自责已经减轻了很多，但却有一种内在的冲动促使我回到那个可怕的地方，至今我仍不明白这样做的原因。我想，部分是因为福尔摩斯死因不明。我相信他真的死了，无庸置疑，这对我来说痛苦异常。除了他的阿尔卑斯登山杖、银烟盒以及他留下的字条，别无所有。他完全消失了。我怀着一线希望想在瀑布附近找到他更多的东西，虽然过了很多年，但我仍然希望能发现一些未曾注意到的蛛丝马迹和进一步的线索，让我能清楚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当然，我的希望落空了。除了瀑布在下面的深渊中发出的巨大吼声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了。说实话，我头脑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但挥之不去的幻觉，我觉得如果那最后几分钟可以再来一遍，我会改变主意，绝不丢下他，我们一起去面对敌手。这当然不可能变为现实。

后来几次去瀑布，我都住在上次住的那家大英旅馆里，和老板彼得思泰勒有过几次长谈，特别是关于福尔摩斯失踪前的几个小时。毫无疑问，我看到的那个大步走向瀑布的人就是莫里亚蒂，而那个年轻的给我送信的瑞士服务员明显是他雇来的。就在一天前，他才来这里找工作。思泰勒觉得他看上去很老实，没有过多追问就相信了那个年轻人的话，当即录用了他。他只知道他来自塔西诺郡的首府贝林宗纳，名字叫格亚科莫，立志要成为一名画家，而这些都是他自己说的。事发后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