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内瓦结识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经说过的德吕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就已经认识他了，当时对他的估价比他后来的表现要高些；有佩尔得利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今天是文学教授，和他交游使人如乘春风，这是使我永远怀念的，虽然他后来认为与我绝交就显得是个漂亮角色；有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国民议会议员兼执行委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的文章读给他听，不过没有读献词，他似乎非常叹赏；有吕兰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经常通信，早先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买书；有凡尔宗教授——我对他，曾以种种事实表示我的依恋与信赖之忱，这些事实原该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个神学家能被事实感动的话，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样，我一作这种表示之后，他就转过脸去不理我了；有果弗古尔的助理和继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顶掉果弗古尔。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顶掉了；有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以后又表示愿做我的朋友，当年一度为祖国增光，后来做了戏剧作家，并且想当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因而就改变了思想作风，死后成为笑柄。但是在所有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是穆耳杜，由于他多才多艺，思想激烈，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虽然他对我常常有点模棱两可，虽然他跟我的许多最险恶的仇人都有联系，我还是一直爱他，并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将做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他的朋友复仇。

在这些往还酬酢之中，我继续保持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一惯，我常在湖岸作相当远的漫步，在这些漫步当中，我那劳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的时候。我琢磨着我已经订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要谈到这部书；我又思考一部《瓦莱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剧的大纲——这篇悲剧的主题是卢克丽霞，虽然我是在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国戏剧中出现的时候大着胆子再让她在舞台上出现，我仍然存着希望，压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们。我同时又拿塔西陀来试手，把他的历史第一卷译了出来，译文现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我在日内瓦住了四个月之后，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经过里昂，省得又碰见果弗古尔。因为我预定的计划是开春再回日内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正常工作，其中主要的是校阅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这部稿子是我委托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内瓦刚认识的新交。由于这部作品是献给共和国的，而这篇献词又可能不中国民议会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献词在日内瓦产生的效果怎样，然后再回日内瓦去。这效果果然于我不利；这篇献词本是最纯洁的爱国热忱驱使我写出来的，却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许多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许多忌妒者。舒埃先生当时是首席执行委员，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的函件辑里，甲札第三号。从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吕克和雅拉贝尔，我得到了若干奖饰之词；如此而已。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日内瓦人感谢我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的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的态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愤愤不平。还记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宾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代办克罗姆兰，还有梅朗先生。梅朗先生在席上当众说，国民议会应该为这本书对我有所馈赠，并予以公开褒奖，否则它就有失体面。克罗姆兰是个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险恶，他不敢在我面前作任何答复，便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逗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这部作品为我挣得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是由我的许多朋友，接着又由公众赠给我的。后来我又失掉了这个称号，只是因为我太配享有这个称号了。

然而，如果没有对我的内心产生更大影响的某些动机的话，单是这个失败是不会阻止我去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莱特府第原来缺少的那一翼侧的房子添建起来，为此花了很大一笔钱。有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这些工程，我们顺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约四分之一里约的样子，直走到花园的那个大蓄水池旁。这儿跟蒙莫朗西森林紧挨着，还有一片漂亮的菜园及一所破烂不堪的小房子，称之为退隐庐。这个幽静而十分可爱的地点，我在去日内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见时就注意到了，我曾在兴奋之中不知不觉地冒出过这样一句话：“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埃皮奈夫人当时对我这句话没有显得怎样在意。但是这次重来，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旧房子没有了，换了一所几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间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住。原来埃皮奈夫人不声不响地叫人做了这件事，并且花钱不多，只从府第工程抽出一点材料和几个工人而已。旧地重游，她看到我如此惊讶，便对我说：“我的狗熊啊，这就是你的退隐地点；你自己选了它，现在是友谊把它献给你。我希望这份友谊能使你放弃你要离开我的那个残酷无情的念头。”我不相信我这一辈子曾经历过比这更强烈、更愉快的感动：我的眼泪沾满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虽然当时我没有完全被征服，却已经极端动摇了。埃皮奈夫人不愿功败垂成，便再三催促我，用尽了方法，托尽了人，来争取我，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怂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来支持她，所以最后她胜利了，使我改变了决心。我放弃了返居祖国的计划，决定并答应来退隐庐住下。她一面等房子干燥，一面忙着准备家具，等到一切齐全，开春就可以迁入了。

还有件事，也大有助于促使我下这个决心，那就是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会在我的祖国碰到巴黎的那种气氛、风尚和习俗，我又要不断地论战；而且在行动方面，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胆小怕事的坏公民，别无他途。伏尔泰关于我的后一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复信里婉转说明我的种种隐忧；那封信产生的结果把我的隐忧都证实了。从此，我认为日内瓦无可救药了，而我也确实没有想错。如果我自觉有此能力的话，也许我应该去顶住那场狂风暴雨。但是我只是单独一人，又羞涩，又极不善词令，而要去对付一个目空一切、富敌王侯、既有大人先生们为他撑腰、又有口若悬河的辩才作他的支柱、而且已经成为女人和青年们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么来呢？我担心冒险犯难，徒劳无益，因而我听从了我的和平的天性，听从了我对安宁的爱好。这种对安宁的爱好，当年使我走错了路，今天在这同一问题上还是使我走错了路。如果我退隐到日内瓦，我能为我自己免掉许多大灾大难；可是我怀疑，即使以我这全部炽烈的爱国热忱，我又能为祖国做出什么伟大而又有益的事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