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滑稽剧演员为意大利音乐赢得了一批十分热烈的拥护者。整个巴黎分成两派，比争论国家大事或宗教问题都要激烈。一派权力大些，人数多些，都是些王公大人、富豪和贵妇人，他们支持法国音乐；另一派更自信，更激烈，都是些真正的内行，一些有才华、有天才的人。这一支人马在歌剧院里聚集在王后的包厢底下。另一派则充斥整个池座和正厅，但中心是在国王的包厢底下。当时那些著名的派系名称，什么“国王之角”和“王后之角”，就是从这里出来的。争论越来越热烈，就产生了许多小册子。“国王之角”想开玩笑，却遭到《小先知者》一文的嘲讽；他们想说理，又被《论法国音乐的信》打垮了。这两篇小文章，前一篇是格里姆写的，后一篇是我写的，是这场论争后唯一存留下来的两部作品：其余的都已经烟消云散了。

但是，《小先知者》——人们很久都认为是我写的，尽管我予以否认——被当作游戏文章看待，没有使作者受到任何委屈。而《论法国音乐的信》却引得人家认真起来了，法国人一致起来反对我，认为法国音乐受了侮辱。这个小册子所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后果，是值得用塔西陀的史笔去描写的。那时正是议院和教会大闹纠纷的时候。议院刚被解散，群情愤激达到了顶点：武装起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小册子一出来，登时一切争论都给忘记了，大家都只想到法国音乐的危机，所谓起义，矛头就是对着我的。这场围攻的声势是如此之大，全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忘怀。当时在宫廷里，问题只是在把我关进巴士底狱呢还是把我放逐出去。如果不是佛瓦耶先生指出这样小题大做实在可笑的话，御旨都要发下来了。日后人们听说我这个小册子也许曾在全国范围内阻止了一场革命，一定以为是痴人说梦。然而，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全巴黎现在都还能证明，因为这件离奇的轶事距今才不过十五年多一点。

我的自由虽然没有受到妨害，可是侮辱却没有少受，甚至生命都遭到威胁。歌剧院的乐队堂而皇之地策划要在我走出剧院的时候把我暗杀掉。有人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到歌剧院去得反而更勤些，只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对我有厚谊的火枪手队军官安斯莱先生每逢我散戏出门时瞒着我派人保镖，这样才使那阴谋未能得逞。歌剧院那时刚改归市当局管辖，巴黎市长的第一项德政就是取消我的入场券，并且做得极其无耻，竟在我入场时公开拒绝我，以致我不得不买一张池座票，免得那天遭到碰壁回头的难堪。这种不公平的处理特别令人愤慨，因为我把我的剧本让予他们的时候，唯一的代价就是永久免费入场的权利。虽然这种免费入场是一切作者应有的权利，而且我还有双重资格取得这种权利，但是我还是当着杜克洛先生的面正式提了出来。诚然，没有等我提出要求，歌剧院出纳员就送给我五十个金路易作为酬金，可是，不但这五十个金路易抵不上我照章应得的款数，而且这笔款子与入场权毫无关系，因为这个入场权是正式规定的，同酬金毫不相干。他们这种做法可谓集罪恶与粗暴之大成，以致社会公众尽管当时对我的敌意正达高潮，仍然为之震惊；昨天辱骂我的人，今天竟在正厅里大叫大嚷，说这样剥夺一个作家的入场权，实在可耻，说这个作家完全有权享受这种权利，甚至还可以要求双份权利。意大利的谚语说得真不惜，Ogn’unamalagiustiziaincasad’altrui（人人都在别人的事情上才主持公道）。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一个办法。既然对方取消了原来约定的代价，我就索回我的作品。我为此写信给达让森先生，他那时正主管歌剧院那一部门，我在信里附了一份备忘录，列举的理由是不容置辩的，但是始终不得答复，也无效果，那封信也是一样。这个不公正的人的沉默，我一直不能忘怀，我对他的品质和才能始终是不大佩服的，这次的沉默更不能增加我对他的钦佩。就这样，他们把我的剧本扣留在歌剧院而把我让予的代价强行剥夺了。弱者对强者如此，就叫做盗窃；强者对弱者如此，不过是把他人的财产据为已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