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惊慌和恐怖是可以想见的。我以为自己要死了，就躺到了床上。医生也请来了。我颤抖着向他叙述了我的情况，我说我是治不好了。我相信医生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仍然尽了他的职责。他向我罗哩罗嗦地说了许多道理，可是我连一句也没听懂；接着，他便按照他的高明理论开始在我这“不值钱的身体上”采用他的那种医疗法。这种疗法令人难以忍受和感到恶心，而且效果甚微，不久我就厌倦了。过了几个星期，我看病情既不见好，也未恶化，就不顾脉搏的跳动和嗡鸣，索性离开了病床，恢复了我日常的生活。从那以后，也就是说三十年来，这种毛病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

在这之前，我是一个很能睡觉的人。有了这种病以后，我就开始失眠，于是我确信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这种想法使我暂时不再为治病的事操心。既然我的生命不能延长，我便决定要尽量利用我还活在世上的那点时间。由于大自然的特殊恩施，即是在这种极不幸的情况下，我那得天独厚的体质居然免除了我在生理上所应受到的痛苦。我虽然厌恶这些声音，却并不为它感到苦恼；而且，除了夜间失眠和经常感到气短外，这种声音并未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不便；就是我那感觉气短的毛病，也没有发展到气喘的程度，只是在我要跑路或动作稍微紧张的时候显得厉害一点而已。

这种本应毁灭我的身体的病症，只是消灭了我的激情，我每天都为这种病在我的精神上所产生的良好效果而感谢上天。我可以率直地说，我只是在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死人以后，才开始活着。只是到了这时，我才对我要离开的事物予以应有的重视，开始把我的心思用在一些比较高尚的事情上，就好象我要把早该应尽的、而我至今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义务提前完成似的。我常常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宗教，但我从来没有完全离开宗教，因此，我没有怎样费力就又转向了宗教。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看来是那样枯燥无味，而在那些认为宗教可以给人以安慰和希望的人们看来，则是那样趣味盎然。在这个问题上，妈妈对我的教导比所有的神学家对我的教导都更有益。

她对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对于宗教当然也不例外。这套看法是由一些极不相同的观念——其中有的非常正确，有的非常荒谬——以及一些与她的性格有关的见解和与她所受的教育有关的偏见组成的。一般说来，信徒们自己是什么样就认为上帝也是什么样：善良的人认为上帝是善良的，凶恶的人认为上帝是凶恶的；心中充满仇恨和愤怒的人，只看到有地狱，因为他们愿意叫所有的人都下地狱，而心地温和和善良的人就不相信有地狱。令我感到非常惊异的是，善良的菲内龙在他的《德勒马克》一书中关于地狱的言论，真好象他相信有地狱似的，但是，我希望他当时是在说谎，因为不管多么诚实的人，一旦作了主教，有时就不得不说谎。妈妈对我是不说谎的；她那从来没有怨恨的心灵不可能把上帝想象成为复仇与愤怒之神。关于上帝，一般信徒所看到的仅只是公道和惩罚，她看到的则只是宽容和仁慈。她常常说，如果上帝拿我们的行为来判断我们，那他就太不公道了，因为上帝没有给我们作一个品德端正的人所应具备的条件，如果他要求我们这样，那就是向我们要他没有给过我们的东西。令人奇怪的是，她虽不相信有地狱，却相信有炼狱。这是因为她不知道对恶人的灵魂究竟应当怎么办：既不愿叫恶人的灵魂下地狱，而在他们没有转变以前，又不愿把他们和善人的灵魂放在一起。我们也应该承认：不论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恶人的事总是难办的。

还有一件怪事。根据这种主张，关于原罪和赎罪的理论就被推翻了，一股流行的基督教义的基础也被动摇了，而且起码可以说，天主教是不能继续存在了。但是，妈妈是一个好的天主教徒，更确切地说，她自信是个好的天主教徒，她这种自信无疑是出于至诚的。她认为人们对圣经的解释过于教条和呆板，圣经里面所说的关于永恒的苦难的话，她认为是带有侗吓或寓意的性质。耶稣基督的死，在她看来就是一个真正的上帝之爱的榜样，它教人们要爱上帝，并且也要彼此相爱。一句话，她是忠于她所选择的信仰的，她以十分诚笃的态度承认教会的全部信条；但是，要是一条一条地和她讨论起来，那就会发现她和教会所信仰的完全不同，尽管她始终是服从教会的。

在这个问题上，她所表现出的纯朴和真诚比那些学者们的论争更为雄辩有力，甚至有时叫她的听忏悔师很为难，因为她对自己的听忏悔师是什么事也不隐瞒的。她对他说：“我是个好天主教徒，我愿意永远做一个好天主教徒。我要用我的整个心灵接受圣母教会的决定。我虽不能掌握自己的信仰，但能掌握自己的意志。我要使我的意志完全服从教会，我愿意毫无保留地相信一切。您还要我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