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只是在表达思想方面有很大困难，甚至在领会思想方面也是如此。我曾对人们进行过观察，我自认为是一个相当好的观察家；然而我对眼前所看到的竞视而不见，而对于自己回忆起来的事情倒看得明晰清楚，我只是在回忆中才能显示出智慧。别人在我跟前所说和所做的，以及在我面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时我是毫无感受，也不理解。打动我的仅仅是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后来所有这一切又再回到我的脑海中：地点、时间、声调、眼色、姿态和当时环境，我都能记起来，毫无遗漏。在这时候，我能够根据人们当时的言行发现他们的思想，而且差错很少。

在我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对自己的思考力还这样掌握不住，那么，当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就更可以想见了，因为在谈话中，要说得得体，必须同时而且刻不容缓地想到千百种东西。我只要一想到在谈话时还有那么多的礼节，而且自己准会漏掉一两处时，我就够胆战心惊的了。我简直不能理解人们怎么敢在大庭广众中说话，因为在那种场合，每说一句话都要考虑到所有在场的人，为了确有把握地不说出任何得罪人的话，需要知道每个在场的人的性格和他们的过去。在这一方面，那些久在交际场中活动的人是有很大便利的：他们对于什么话不应该说知道得比较清楚，因而对于自己所说的话也就更有把握。虽然如此，他们还免不了无心中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来。人们可以想象，一个毫无社会阅历的、好象从云彩里掉下来的人，叫他不说错话，即使只一分钟也是办不到的。至于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我觉得更为苦恼，因为这需要不断地说话：人家对你说，你就必须回答，如果人家不说了，你就得没话找话。仅仅这种不堪忍受的窘况，就使我讨厌社交生活。我觉得没有比叫我立即说话，并且一个劲儿地说下去，更令人难受的了。我所以如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受拘束的缘故，总之，硬要我找话说，我就不可避免地会说出一些蠢话来。

对我来说，比这更糟糕的是，既然无话可说，就应该缄默才对，而我却象急着要还账一样，发疯似地说了起来。我急急忙忙、结结巴巴地说了一些不相连贯的话，如果这些话真的毫无意义，那倒是我的幸福。我本来想克服或掩盖我的笨拙，结果却很少不把我的笨拙暴露出来。在我可以列举的无数实例中，我现在只举出一项，这不是我年轻时候的事，而是我进入社会已经多年之后的事；那时候，如有可能，我总是要尽量摆出从容不迫、谈笑风生的神气。有一天晚上，我同两位贵妇人和一位先生在一起，这位先生不妨指出名字来，他就是德贡托公爵。房里没有别的人，我极力想插几句话。天知道我插了什么话！在四个谈话的人中，三个人完全不需要我插嘴。女主人叫人送来了一付鸦片剂，因为她的胃不好，每天要服用两次。另一位夫人看到她在直咧嘴，就笑着问她说：“是特龙委先生的药吗？”“我想不是的，”主妇用同样的语调回答说。“我想就是这种药也不见得有效！”这就是有才气的卢梭为了献殷勤而补充的一句话。在座的人一听都楞住了，谁也不说一句话，谁也不笑一笑，过了一会儿，话题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这种愚蠢的话若是对别的女人说的，可能只是句趣话，但对于一位可爱到难免会引起一些闲话的女人说来，虽然我确实无意得罪她，这种话也是够厉害的；我相信在场的两个证人，一男一女，都是忍了又忍才没有笑出来。这就是我在没话找活的时候无心说出来的俏皮话。我很难忘掉我说的这句话，因为除了这句俏皮话本身很值得记忆以外，我还认为它产ww生了一些致使我时常想起这句话来的后果。

我相信，读了上述的一切，人们就足能明白，为什么我虽然不是一个傻瓜，却常常被人看成是傻瓜，甚至一些具有相当鉴别能力的人也不例外。特别不幸的是：我的面貌和眼睛看来长得很精明，因此人们对我的失望使得我的愚蠢就越发刺眼了。这种小事，虽然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但对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却是十分必要的。它是了解我的很多怪事的钥匙；人们看到那些怪事时候，往往归咎于我性情孤僻，其实我的性情并不如此。如果不是由于我深知自己在交际场中出现不仅会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且不能保持自己的本色，我也是会和别人一样喜欢交际的。我决定从事写作和隐退，这对我来说，是最合适的了。我若出现在人们面前，谁也看不出我有多大才干，甚至猜也猜不到，杜宾夫人就遇到过这种情形，虽然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而且我在她家还住过几年；自那时以后，她本人就曾多次向我谈到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例外，这我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