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伦夫人事先一点也不告诉我，她借口叫我去办点事，一连两三个上午派我到奥博讷先生那里去。他非常巧妙地引我说话，对我十分亲切，尽量使我不感到拘束。他不仅向我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而且什么都谈到了，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不是在观察我，也没有一点作假的样子，就好象他欢喜跟我在一起，要跟我毫无拘束地交谈。我对他倾慕极了。他观察的结果是：尽管我的外表很好，看起来仪表堂堂，神采奕奕，其实虽不能说是绝对低能，至少是没有多大才华，没有什么思想，差不多没有什么知识，一句话，是一个在各方面都很有限的青年，如果日后能在乡村当一个本堂神父就不错了，这就是我所能向往的最大目标。他在华伦夫人面前对我下了这样的断语。我得到这样的评语已经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但这也不是最后一次，因为马斯隆先生的评价曾屡次受到肯定。

对我这样判断的原因，主要是与我的性格有关，所以就有必要加以说明；凭良心说，谁都知道，我是不能心悦诚服地同意这种判断的，不管马斯隆先生、奥博讷先生和许多别人怎样说，说句公道话，我是不佩服他们的。

有两种几乎绝对不能相容的东西，在我身上居然结合在一起，我很难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非常炽热的气质，热烈而好冲动的激情，另一方面却是迟钝而又混乱的思想，差不多总是事后才明白过来。简直可以说，我的心和我的头脑不是属于同一个人的。感情比闪电还快，立刻充满了我的心；但是它不仅不能照亮我的心，反而使我激动，使我发昏。我什么都感觉到，却什么也看不清。我非常兴奋，却动作迟钝；我必须冷静下来才能进行思考。令人奇怪的是，只要给我时间，我也是足智多谋，既能深入分析，甚至还很细致；在从容不迫的时候，我也能作出绝妙的即兴诗，可是仓卒之间，我却从来没有作过一件恰如其分的事，也没有说过一句恰如其分的话。就象人们所说的西班牙人只有在下棋的时候才能想出好招儿，我唯有通过书信才能说出妙趣横生的话。当我读到关于萨瓦大公的一个笑话，说这位大公正在路上走着，突然转过头来喊道：“巴黎商人，当心你的狗命。”我不禁想道：“我正是这样。”

我不只是在谈话时感情敏锐，思想迟缓，甚至在我独自一人工作的时候也是这样。我的思想在头脑中经常乱成一团，很难整理出头绪来，这些思想在脑袋里盘旋不已，嗡嗡打转，象发酵似的，使我激动，使我发狂，使我的心怦怦直跳；在这种激动的情况下，我什么都看不清楚，一个字也写不出来，我只得等待着。后来，不知不觉地这种海浪般的翻滚渐渐平静下去，这种混沌局面慢慢地打开了，一切都按部就班地排列起来；但是这个过程很慢，而且是经过了一段漫长而混乱的动荡时期。诸位大概看过意大利的歌剧吧？在换场的时候，巨大的剧场是一片令人不愉快的混乱，而且时间相当长；所有的道具布景都混在一起，不管这儿还是那儿，都是乱七八糟的一堆，叫人看着心烦，好象一切都要翻个个儿似的；然而，渐渐地一切都有了安排，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你会惊讶地发现，在这长时间的混乱之后，随之而来的竟然是这样一个赏心悦目的场面。这种情况，和我要写作时脑袋里所发生的情况大致相同。如果我善于等待，我就能把我所要表现的事物的美全部描绘出来，能超过我的作者恐怕没有几个。

因此，对我来说，写作是极端困难的。我的手稿屡经涂抹和修改，弄得乱七八糟，难以认辨，凡此都可以证明，我为写作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在发排以前，没有一部手稿不是我誊写过四、五遍的。我手里拿着笔，面对着桌子和纸张，是从来也写不出东西的。我总是在散步的时候，在山石之间，在树林里，或是在夜间躺在床上难以成眠的时候，我才在脑袋里进行拟稿；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完全没有记性、一辈子都不曾背过六篇诗的人，写作起来该是多么迟缓了。所以，我的腹稿，有的段落要在我的脑袋里来回转五六夜才能胸有成竹地写在纸上。正由于这种原困，我的那些需要付出相当劳力的作品，比那些只需一挥而就的信札之类的东西，写得要好得多。书信体的笔调我一直没有掌握好，因此我写这类东西简直等于受罪。我每次写信，就是写一些最无关紧要的事情，也需要艰苦劳动数小时；如果要我立即去写下我所想到的事情，那就既不知道怎样开始也不知道怎样收尾了；我写的信总是又长又乱、废话连篇，读起来几乎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