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另一件大快事就是韦尔德兰夫人和她的女儿来看我；她是带女儿到布尔朋矿泉疗养回来的，特意绕道来莫蒂埃，在我家里住了两三天。她对我的关切与照顾，终于把我对她的长期反感克服下去了；我的心被她的爱抚征服了，充分回报了她长期以来对我表示的友好。她这次来这里旅行很使我感动，特别是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里，我是极端需要友谊的安慰来支持我的勇气的。我生怕她为我从愚民方面所受到的侮辱而有所感触，很想不让她看到那种情景，免得她为我痛心，但是这是我办不到的，虽然在我们一起散步时，有她在场就能使那班横蛮无礼的人稍事收敛一些，可是她仍然能看出许多迹象，足以使她判断出平日的情形如何。甚至就在她住在我这里的时期，我夜间在住宅里受到了骚扰，她的侍女早晨发现我的窗台上落满了石块，都是人家在夜里扔上来的。一张笨重的石凳子，原来是在街上靠我的门边摆着，并且固定在底座上的，竟然被人卸下了，搬来靠到我的门上，如果不是有人发现，谁第一个开门出去，一定就会被石凳子砸死的。韦尔德兰夫人对所发生的事情全都知道，因为除了她自己看到的以外，她的一个心腹仆人在村子里交游广阔，跟什么人都接触，甚至还跟蒙莫期谈过话。然而她对我所遭到的一切似乎毫不介意，她跟我既不谈蒙莫朗，又不谈其他任何人，我有时跟她谈，她也很少答话。不过，她似乎深信我住到英国去比住在任何地方都好，所以她常向我谈起休谟先生——休谟当时在巴黎——说他对我很友好，极望能在英国为我效劳。现在是该谈一谈休谟先生的时候了。

休谟先生在法国曾获得很大的声誉，特别是在百科全书派中间，因为他写了些论商业和政治的著述，最近又写了《斯图亚特家族史》，这是我通过普列伏神父的翻译读到的他的唯一作品。我没有读过他的其他作品，只能根据别人给我的介绍，认为休谟先生是把彻底的共和主义精神和英国人崇尚奢华的这种矛盾现象结合在一起的。又根据这个想法，我把他为查理一世写的那套辩护之词看作是持平精神的奇迹；我极钦佩他的道德，也极钦佩他的天才。休谟先生的好朋友布弗莱夫人早就劝我到英国去；结识这位罕见的人物，博得他的友谊这个愿望大大增强了我到英国去的念头。我到瑞士后，就收到他经这位夫人转来的一封信，对我极奉承之至，除对我的天才大加奖饰之外，又恳切地邀我到英国去，愿意运用他的一切影响，把他所有的朋友介绍给我，好使我在英国住得舒服些。在此地，休谟先生的同乡兼朋友——元帅勋爵对我说，我把休谟的一切优点都估计得完全不错，他甚至还告诉我一则关于休谟的文学轶事，这则轶事曾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同样也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华莱士曾就古代人口问题写文章攻击休谟，他的作品付印的时候，他不在，休谟就负责替他看校样，并监督印行。这种行为正与我的意趣相投。我也是这样。有人曾写了一首歌来攻击我，我就替人家卖这首歌，六个苏一份。因此，当韦尔德兰夫人来跟我谈到休谟的时候，我是怀有种种对他有利的先入之见的；她绘声绘色地告诉我，休谟对我如何如何友好，如何如何切盼能在英国对我尽地主之谊——她就是这样说的。她极力劝我利用休谟先生的这一片热忱，写信给他。我因为生来对英国就没有什么好感，非到万不得已时不愿出此下策，所以不肯写信，也不肯应承；但是我让她自己作主，觉得怎样合适就怎样做，以便保持休谟先生的这番美意。由于她把关于这位大名人的一切都对我如此这般地说了，所以她离开莫蒂埃的时候已经使我深信，他是在我的朋友之列，而她更是在我的朋友之列了。

她走后，蒙莫朗就加紧了他的暗中活动。而那些无知小民也就不知什么叫作节制了。我依然继续安安静静地在叱骂声中散步；对植物学的爱好是我在狄维尔诺瓦博士跟前开始染上的，为我的散步添上了一种新的兴趣，使我走遍各处，采集植物标本，对那些无聊的人的叫嚣毫不在意，而我这种镇静又只能更激起他们的狂怒。最使我痛心的一件事，就是看到我的许多朋友或者号称为朋友的人们的家属，竟也相当公开地加入了我的迫害者的行列，例如狄维尔诺瓦氏一门，我那伊萨贝尔的父兄，还有就是我的那位女友（我住在她家）的亲戚波瓦德拉杜尔以及她的小姑子吉拉尔迭夫人。那个皮埃尔、波瓦简直是个白痴，是个傻瓜，做出事来又十分粗暴；为了避免生气，我只好拿他开一个玩笑，我用《小先知书》的文体，写了一本只有几页的小册子，题为《号称通天眼的山中皮埃尔梦呓录》，在这个小册子里，我诙谐地向当时被人用作主要借口来迫害我的那些奇迹开火。贝鲁把这篇稿子叫人在日内瓦印出来了。这篇文章在此地取得的成功很有限；因为哪怕是最聪明的讷沙泰尔人，也体会不了雅典式的风趣，体会不了幽默，只要玩笑开得稍微微妙一点，他们就领略不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