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赛尔卜先生看到我这样焦躁不安，又听到我的倾诉，便费尽心思要把我的情绪安定下来，他这番心思正足以证明他那无穷的乐善之心。卢森堡夫人世襄助了这一善举，往迪舍纳那里去了好几次，了解出版工作究竟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最后，印刷总算又开始了，并且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我始终还不知道它过去为什么搁置起来。马勒赛尔卜先生还不厌其烦地到蒙莫朗西来宽慰我，结果，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绝对信任他为人公正，这种信任就战胜了我这可怜的头脑里的迷惘，因而他为促我醒悟而作出的一切努力都产生了效果。他看到我那么焦急、那么惶惑的样子，自然会觉得我的处境是值得怜悯的。他又想起了包围他的那个哲学家集团所不断给他灌输的那些话。我已经说过，当我住到退隐庐去的时候，他们就宣称我在那里不可能久留。当他们看见我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们又说那是因为我执拗，我骄傲，不好意思反悔，说我实际上在乡下闷得要死，日子过得十分不幸。马勒赛尔卜先生信以为真，并且写信劝我；我那么敬仰的一个人居然会有这样错误的看法，我心里颇为感慨，便给他一连写了四封信，向他说明我的行为的真正动机。我在这四封信里忠实地描写了我的爱好、我的志趣、我的性格以及我的全部心事。这四封信都没有草稿，纵笔写去，甚至写后也没有重读一遍，它们也许是我生平唯—一气呵成的作品；在我当时那种种痛苦和极度颓丧之中而能如此，实在令人惊讶。我觉得我已经日渐衰亡，一想到我在正人君子的心目中会留下这样一个对我不公平的看法，便感到肝胆俱裂，所以我努力用我在这四封信里仓卒草成的那个纲要来或多或少代替我计划中的那部回忆录。这几封信，马勒赛尔卜先生很满意，在巴黎拿出去给人家看，它们可以说是我在这里详细叙述的内容的摘要，是值得保留下来的。我曾请他叫人抄出一份给我，几年后他把抄稿寄来了，现在收在我的文件中。

在我死期将近的时候，唯一使我伤心的就是没有一个具有文学修养的心腹人，能把我的文稿保存起来，在我死后加以整理。自从我到日内瓦旅行以后，就跟穆尔杜结交了；我很喜欢这个青年，倒很盼望他能为我送终。我向他表示了这个愿望，并且我相信，如果他的事务和他的家庭容许他来，他一定会欣然前来尽这种人道责任的。我既得不到这种安慰，至少我要向他表示出我的信任，就把我的《萨瓦副主教信条录》在出版前寄给他了。他对这篇文章很满意，但是在他的回信里，我觉得他似乎不象我当时等着看《信条录》的效果时那样放心。他又希望从我手里得到几篇别人没有看过的文章。我就把《故奥尔良公爵悼词》寄给他了，这篇悼词是我代达尔蒂神父写的，神父并没有拿去宣读，因为出乎他意料之外，奉派去读悼词的不是他。

印刷工作恢复之后，就一直继续下去，甚至相当平安无事地完成了；我注意到一点奇怪的现象，就是人们对头两卷严格要求改版，而对后两卷什么话也没说就放过去了，这两卷的内容没有为出版造成任何障碍。然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应该在这里提一提。我在害怕耶稣会教士之后，又对让赛尼优斯派和哲学家们害怕起来了。我憎恨一切所谓党、所谓派、所谓系，我从来不指望属于党、派、系的人对我会有什么好感。那两个“长舌妇”前些时离开他们原来的住所，跑来住在紧挨着我的地方：从他们的房间就可以听到我房间里和平台上所说的一切，从他们的园子可以很容易爬过把他们的园子和我的碉楼隔开的那堵小墙。我曾把这座碉楼当作我的工作室，所以里面有一张桌子，摆满了《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的校样和印成的散页；人家把这种散页寄来，我就边收边装订，所以在我的作品出版前很久，桌上就有了我的全部成书。我的轻率、我的粗疏以及我对马达斯先生的信任（我住的地方是圈在他的花园里面的）就使得我常常晚上忘记锁碉楼的门，而早晨发现绸楼门大开着，如果不是觉得我的稿件有些翻动，这倒不会叫我怎样不安。我好几次看出这种现象之后，就变得仔细些，把碉楼门锁上了，但门上的锁不好，钥匙只能转半个圈子。我比较注意了，就发现我的稿件反而比我让门大开着的时候被翻动得更厉害。最后，我装订成册的书有一册不见了，有一天两夜都没法知道给搞到什么地方去了，直到第三天早晨才在桌上找到。当时和以后我都不曾对马达斯先生有所怀疑，我也不怀疑他的外侄迪穆朗先生，因为我知道他们俩都喜爱我，我完全信任他们。可是我对那两个“长舌妇”就开始不那么信任了。我知道他们虽然是让赛尼优斯派，却跟达朗贝有些关系，并且住在同一所房子里。

这就使得我有些不安，并且比以前更加小心起来。我把我的稿件都拿回我的房间里，完全终止了和那两个人见面，因为我还知道他们曾拿我的《爱弥儿》第一卷在好几个人家招摇，这一卷是我一时不慎借给他们的。虽然他们还继续做我的邻居，一直到我离开为止，但是我从那时起就不再和他们有任何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