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站在桥上，胳膊时撑在栏杆上，望着涅瓦河。

“您知道吗，我想到什么了？”我更向栏杆俯下身去，说。

“难道想要投河？”巴赫穆托夫几乎惊恐地嚷了起来。也许，他在我的脸上看出了我的思想。

“不，暂时还只是下面这样一种想法，现在我还剩两三个月可活，也许是四个月；但是，比方说，一共还有两个月，而假如我又非常想做一件好事，这需要工作、奔走和张罗，就像我们的医生那样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因为我剩下的时间不够，只能放弃做这件事，另找一件‘好事’，小一点的，找力所能及的（如果这么强烈地吸引我去做好的话）。您一定认为，这是个可笑的想法！”

可怜的巴赫舟托夫非常为我忧急不安；他送我到家门口，而且非常知趣，没有说一次安慰话，几乎一直沉默着。跟我告别的时候，他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请求允许他来看望我。我回答他说，如果他是作为“安慰者”到我这儿来（因为即使他沉默不语，他来也仍然是作为“安慰者”，我对他说明这一点），那么他每次这样做就将会使我更多地想到死。他耸了耸肩膀，但同意了我；我们分手时相当客气，我甚至没有料到。

但是这个晚上和这个夜里撒下了我“最后信念”的第一颗种子。我贪婪地抓住这个新思想，贪婪地分析它所有的细微之处和各种形态（我整夜没有睡着），我越是深入这思想，越是接受它，就越是感到惧怕。可怕的恐惧终于袭往了我，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也不离去。有时候、在想到我的这种经常性的惊惧时，我又会因为新的恐惧的吓得浑身冰凉，根据这种恐惧我可以得出结论，我的“最后信念”印在头脑里太深刻了，一定会有个解决。但是要解决，我又缺少决心。三个星期过去了，一切都结束了，决心也来了，但是是由于一个相当怪的情况。

这里我要在我的解释里注明所有的数字和日期。对我来说当然是无所谓的，但是现在（也许就只是此刻）我希望，将要评判我们行为的人刚才我在上面写到，为了实现我的“最后信念，我缺少最终的决心。我身上产生这一决心好像根本不是出自逻辑推论，而是由于某种奇怪的推动力，由于一个也许完全与事态发展丝毫无关的情况。１０天前罗戈任为自己的一件事到我这儿来；这件事不必在这里赘述。过去我从未见过罗戈任，但是听说过他的许多情况。我向他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情况。他很快就走了，因为他来只是为了询问，所以我们之间的事也就到此为止。但是他太使我感到兴趣了，整个这一天我一直处于各种奇怪念头的影响下，因此我决定第一天上他家去做一次回访。罗戈任显然不高兴我去，甚至“委婉地”暗示，我啊。没必要继续结交下去；但是我仍然度过了这非寻常的１个小时，大概他也是这样。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对照，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我们俩，尤其是我：我是个活在世上，日子已经屈指可数的人，而他却过着最完整、最直接的生活，过着真正的分分秒秒，对于“最后的”推论人活着的天数或者任何不涉及那种……那种……呶，那种使他发狂的事，都不用丝毫操心，让罗戈任先生原谅我这个说法，就算我这个蹩脚文人不会表达自己的思想。尽管他压根儿就不友善，我却觉得他是个有头脑的人，能理解许多事物，虽然局外事很少有使他产生兴趣的。我没有向他提及我的“最后信念”，但我不知为什么觉得，他听着我讲，已经精到这一层意思。他没有吭声，整儿人极为沉默寡言。临走时我暗示他，尽管我们之间有很大差别和截然相反的人生，Les extremites setouchent＊（我对他用俄语做了解释），因此，很可能他自己离开我的“最后信念”完全不像觉得的那样遥远。对此他向我做了一个非常阴郁和不满的鬼脸作为回答，接着就站起身，亲自为我找到帽子，做出好像是我自己要走的样子，简直就是把我带出这幢阴森森的屋子，表面上却像出于礼貌而送我走。他的房子令我惊讶，它像一块墓地，而他好像是喜欢的，不过，这也可以理解，他过着完整的、直接的生活，这生活本身大充实了，对环境别无所需。

对罗戈任的这次拜访使我累得慌。此外，从早上起我就感到不舒服；到傍晚我已非常衰弱，便上床躺下，不时地感到烧得很厉害，有时还说胡话。科利亚与我在一起耽到１１点钟。但是我记得他所说的和我们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