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撒谎：这六个月里现实把我钩上了钩，有时候使我醉心得忘了我己被判了死刑，或者；最好说，使我不想去想这一点，甚至还做点事情。顺便谈谈我当时的情况。八个月前我病很重的时候，我断绝一切交往，撇下了我过去所有的同伴。因为我一直是个相当阴郁的人，所以同伴们也很容易就忘了我；当然，没有这一点他们也会忘掉我的。在家里我的处境，也就是在家庭里的处境，也是很孤独的，五个月前我把自己永远锁在里面，把自己跟家里的房间完全隔离开来。他们常常听我的，谁也不敢走进我的房间，除了在一定的时间来收拾房间和给我送餐。母亲在我的命令前总是战战兢兢，当我有时候决定放她进来时，她甚至不敢在我面前哭鼻子。为了我她经常打孩子们，不许他们喧闹，不许他们骚扰我；我真的常常抱怨他们发出的叫嚷声；想必，因此他们现在不喜．欢我！“忠实的科利亚，”我这么叫唤他，我想，我也把他折磨得够了。近来他也折磨我；这一切是自然的，之所以创造人，就是为了互相折磨。但是我发现，他是受我的焦躁易怒，仿佛事先就对自己立下誓言要宽恕一个病人；自然，这惹得我生气；但是，他好像忽然想出来要模仿公爵的“基督式的克制忍让”，这已经有点可笑了。这是个年轻，热情的男孩，当然，他模仿一切；但我有时觉得他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来生活。我很喜欢他。我也折磨苏里科夫，他住在我们楼上，从早到晚为人家的委托跑腿；我经常向他证明，他贫穷是他自己的过错，因此终于把他吓坏了，便不再上我这里来了，这是个很温顺的人，温顺到极点的人（注意：据说，温顺是一种可怕的力量；应该向公爵询问一下这个问题，这是他自己的说法）；但是，当我三月份上楼到他那儿去想看看，他们那里是怎么“冻死”（这是他的活）孩子的，我无意间对他婴儿的尸体发出一声冷笑，因为我又开始向苏里科夫解释，这是他“自己的过错”，而这个瘦小的可怜虫突然双唇哆嗦起来，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肩胯，另一只手向我指着门口，轻轻地，也就是几乎是低语着对我说：“请走吧！”我走了出来，我很喜欢这样，甚至喜欢他赶我出来那一会儿；但是后来回想起来时，他的话久久地使我产生一种沉重的印象，对他有一种奇怪的轻蔑的怜悯，而我本来是完全不想体受这种感情的。甚至在受到这样侮辱的时刻（我可是感到，我侮辱了他，虽然我并没有这种意图），甚至在这样的时刻这个人也不会发火！他当时嘴唇哆嗦完全不是因为愤恨，我可以发誓：他抓住我的手，说出那句绝妙的“请走吧”，绝对不是生气，尊严是有的，甚至溢于言表，甚至完全于他不相称（因此，说真的，这里有许多滑稽的东西），但是没有愤恨。也许，他不过是突然蔑视起我来了。从那时起，有两三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他，他突然在我面前摘下帽子，过去是从来不这样做的，但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停下来，而是不好意思地跑了过去。即使他蔑视我，那也仍然是用他的方式：“温顺地蔑视”。也许，他摘下帽子不过是出于害怕，是向自己女债主的儿子致意，因为他经常欠我母亲的钱，怎么也无法摆脱债务。这甚至是最可能的情况。我本想跟他解释，同时我肯定，过了１０分钟他便会来向我请求原谅；但我考虑，最好还是不去碰他。

就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苏里科夫“冻死”小孩那个时候，３月中光景，我忽然不知怎么感到病情轻多了，这种状况继续了两星期。我开始到外面走走，往在是在黄昏时分。我喜欢３月的黄昏，那时白天的气温开始变寒冷，煤气街灯也点亮了；有时我走得相当远。有一次，在六铺街有一个“贵族”模样的人黑暗中赶过了我，我未能看清楚他；他拿着纸包起来的一包东西，穿着一件短小难看的夹大衣－－单薄得跟季节不相称。当他走到我前面１０步远的街灯下时，我发现，有东西从他口袋里掉了出来。我急忙捡起来，捡得很及时，因为已经有一个穿长褂的人急急跑近前来，但是看见我手中的东西后，他没有争论，只是迅速地瞥了一眼我手中的东西，就从身边溜走了。这件东西是一只塞得鼓鼓囊囊的老式山羊皮大钱包；但不知为什么第一眼我就猜到，里面什么都有，唯独没有钱。丢了东西的行人已经走在我前面有４０步远并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我跑上前去向他叫喊；但是因为除了“喂！”没别的可喊叫，因此他都没有转过身来。忽然他向左一扬，进了一幢房子的大门。等我跑进黑乎平的大门，已经不见人影。这幢房子非常大，是一座庞大的建筑，这类房子是冒险投机家为租给小户人家建造的，这种大楼有时一幢里有上百套住宅。当我军过大门后，我觉得，在大院子右后角落里仿佛有一个人在行走，不过在黑暗中我勉强才能看清楚。我跑到角落，看见有个进口通注楼梯。楼梯很窄，异常肮脏，根本没有灯光；但是可以听到，在高处还有个人顺着梯级往上跑，于是我也开始登楼梯，估计在人家给他开问的时候，我能赶上他。结果正是这样。楼梯每一段都很短，有多少段都数不清，因此我气喘得要命；在五楼有人开了门又关了门，我知道这一点时还差三段楼梯。等我跑到上面，在楼梯口平息一下气喘，找寻门铃，已经过了好几分钟。终于给我开了门，开门的是一个在小厨房里吹茶炊的女人；她默默地听完我的问题，当然，什么也没听懂，又默默地为我打开了通向隔壁一问房间的门，房间也很小，低矮得不得了，有几件必要的蹩脚家具，挂着帘幔的一张又宽又大的床，床上躺着“捷连季伊奇”（女人这么喊他），我觉得，他喝醉了。桌上铁制小灯台上的蜡烛头即将燃尽。一只半俄升的瓶子几乎已经倒空。捷连季伊奇躺着对我哼哼哈哈说了些什么，朝隔壁一扇门挥了下手，而那个女人已经走开了，因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开那扇门。我这样做了，走进了另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前面那一问更窄小拥挤，因此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转身；角落里一张窄小的单人床占去了很多地方；其余的家具一共就是三把堆满了各种破衣服的普通椅子，漆布面的沙发前一张极普通的厨房用的木桌，因此在桌子和床之间人几乎已经无法通过。在桌上和前面那个房间一样的铁制小灯台上点着一根脂油做的蜡烛，而在床上一个很小的婴儿在细声啼哭，从哭声来看，大概生下来才三个星期；替他“更换”，也就是换尿布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的有病的女人，好像还年轻，穿看极为随便的家常衣服，也许是产后刚开始起床；但孩子一个劲地哭个不停，等着喂他干枯的乳汁。沙发上睡着另一个孩子，是个３岁的小姑娘，好像盖着一件燕尾服：在桌旁站着一位穿着很破旧的带礼服的先生（他已经脱下了大衣，放在床上），正打开蓝色的纸包，里面包着两俄磅小麦面包和两根小香肠。此外，桌上还有一壶茶和凡块黑面包；床底下露出一只未上锁的箱子和装着一些破旧衣服的两个包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