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子完了。克拉斯顿先生冲进竞选总部，嘶喊：“我们毁了！被他们从背后捅了一刀！”之类的屁话。但是这码子事结束了。我别无选择只能退出竞选，第二天，妈妈和我和崔伯先生坐下来长谈。

“阿甘，”崔伯先生说，“我认为你还是暂避风头的好。”

我知道他说得对。何况，还有一些事长久以来始终梗在我心里，只不过一直没说出来。

养虾生意刚起步的时候，我倒满喜欢这工作，每天天亮即起，到池塘设网，然后收成等等，夜里我和公苏坐在钓鱼小屋的阳台上映口琴，星期六买上六罐啤酒喝个酩酊大醉。

如今情况完全不是那回事了。我得参加各种晚宴，吃些模样神秘兮兮的东西，女士们戴着大大的耳环之类的玩意。电话整天响个不停，人们老是要问我天底下发生的大小屁事。进了参议院，情况一定更糟。如今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而且不知怎的，许多事物就这么从我身边溜走了。

还有，如今我照镜子，发现自己脸上长出了皱纹，发鬓泛灰，体力也不如从前了。我知道生意一直在进展，但是我自个儿，我觉得自己在原地打转。我纳闷自己做这些究竟为了什么？许久以前，我和巴布有个事业计划，如今这事业已远超过我们的梦想，但是又如何？它的乐趣远不如我在“橘子杯”跟那些内布拉斯加种玉米的家伙赛球，或是在波士顿跟“裂蛋”演出时吹口琴飙上一段，或者，就这一点而言，跟约翰逊总统一起看“贝弗利山人”。

当然，我想我的心境大概跟珍妮也有点儿关系，但既然这是件没办法的事，我不如忘了它。

总之，我意识到我必须离开。妈妈哭哭啼啼，用手帕一下又一下揩眼泪，跟我料想的情况一模一样，但是崔伯先生完全了解我的决定。

“咱们何不告诉大家，你是去度长假，阿甘，”他说，“当然，你的生意利润永远在这儿，你要用随时可以拿去。”

于是我就这么做了。过了几天，一个早上，我拿了一点现金，扔了几件衣服在帆布袋里，然后到工厂。我跟妈妈和崔伯先生道别，然后，出去跟大家握手——麦克、奎肯布希教授、“屎蛋”、“蔬菜”、“蛇人”、费拉斯教练和他的打手训练员，还有巴布的爸爸等，每个人。

之后，我去小木屋找到公苏。

“你打算怎么样？”我问。

公苏抓住我的手，拎起我的袋子拿到门口。我们坐上小船，划到贝特河镇，搭巴士赴木比耳。售票小姐说：“体们要去哪儿？”我耸耸肩，她就说，“你们何不去沙凡纳？我去过一次，是个好地方。”

于是我们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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