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儿媳妇一起去洗澡，瞅见她的身子，不知他看中了她什么，这样的也能叫美人吗？”

谈到男女关系，她的嘴就脏得可怕。我开头听了很讨厌，可是不多一会儿，就不再讨厌，抱着很大的兴趣去听了。而且感到在这些话中，好象含蓄着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魔力，她连上帝也能欺骗，你瞧！”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咒骂道。“就是为了夏娃的缘故，害得世人都要下地狱，你瞧瞧！”

她谈起女人的魔力来就没个完。我觉得她要用这种谈话来吓唬谁，尤其是“夏娃欺骗了上帝”这句话，在我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们院子里，还有跟正房差不离大小的厢房。两座房共有八户人家，四家住着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甫。整个院子里都是勤务兵、传令兵。洗衣妇、老妈子、厨娘，常常上他们那儿去。在每个灶房里，经常演出争风吃醋的丑剧，经常听到哭骂、打闹声。那些兵常跟自己的同事、跟房东家的土木工人打架，他们还打女人，院子里充满淫乱的行为——血气方刚的青年人压抑不住兽性的饥饿。这种生活无聊得要命，它充满狂暴的肉欲，强者肮脏的夸耀。我的主人们在每次午餐、晚茶、夜餐的时候，总要不厌其详地，下流地议论一番。老婆子对院子里的事什么都知道，老是起劲地、幸灾乐祸地谈论着。

年轻的主妇一声不响，厚厚的嘴唇上浮着微笑，倾听她的谈话。维克托哈哈大笑。主人皱着眉头说：

“妈，别再讲了吧……”

“天哪，连话也不让我说啦！”老婆子发牢骚了。

维克托鼓励她说：

“讲呀，怕什么？反正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又嫌弃又怜悯，尽可能避免跟她单独在一块儿，如果不巧碰在一起，当妈的就一定对儿子诉说儿媳妇的不是，而且一定要向儿子索钱。他慌慌张张地拿出一个或三个卢布，或是几个银币塞在她的手里。

“妈妈，您要钱也没用，并不是我舍不得，只是您拿了没用处。”

“哪里，我要布施叫化子，还要买蜡上教堂……”

“得了吧，什么布施叫化子呀！你会把维克托惯坏的。”

“你不喜欢你弟弟吗？罪过罪过！”

他一甩手，站起来走开了。

维克托老是嘲笑他的母亲。他贪吃，老嚷肚饿。每星期日，他妈烧油煎饼，总是特别留几个放在罐子里，偷偷藏在我睡觉的那张床下，维克托做完礼拜回来，把罐子拿出来，嘴里嘟哝着说：

“不能多留点吗，老家伙……”

“你快吃吧，不要让别人瞅见……”

“你这么糊涂，我偏要说出来，说你怎样把油煎饼偷偷藏起来给我，木头！”

有一次，我把罐子拿出来，偷吃了两个油煎饼——维克托把我揍了一顿。他很讨厌我，跟我讨厌他一样。他老是捉弄我，一天要我替他擦二次皮鞋。晚上他睡在搁板床上的时候，把床板推开，打板缝里往我头上吐口水。

他哥哥常说“母鸡畜生”，维克托想必是要学他哥哥的样儿，也常说一些土话。可是他们说得都很荒唐，很无聊。

“妈，向后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常常发一些愚蠢的问题，想把我难倒：

“阿辽什卡，你回答：为什么写成‘发蓝’，念作‘发懒’？为什么说‘排钟’，不说‘钢管’？为什么说‘树木’，不说‘坟墓’呢？”

我不喜欢他们说的话，我是从小就被外祖父母的好听的语言教养出来的，开头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什么“好笑得可怕”、“想吃到死为止”、“快活得吓人”这种生拉硬扯在一起的话。我想好笑的事哪会叫人可怕，快活的事情怎么会吓人呢，而且所有的人都是要吃到他死的那天为止的。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样说吗？”

他们就骂：

“你瞧，好一位先生呀！得摘下你的耳朵来……”可是“摘下耳朵”这句话我又觉得不妥当，能够摘下的，是花、草、核桃。

他们使劲揪我的耳朵，企图证明，耳朵是可以摘下的，可是我不服，这样，我就得意洋洋地说：

“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呀！”

在我的周围，有很多残忍的恶作剧和卑鄙龌龊的行为。它们比起库纳维诺街上那不计其数的“青楼”和“游女”还要多得不可计数。在库纳维诺丑恶行为的背后，还可以感到有一种东西说明这种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困生活、艰苦的劳动等等。可是这里的人都吃得很饱，过得很舒心。说他们在工作，不如说他们在无谓地空忙，使人觉得不可理解。而且这里的一切，还刺激着人的神经，使人憋闷得透不过气来。

我的生活本来过得很不好，外祖母来看我的时候，我心里更难受。她总是从后门进来，跨进厨房对圣像画一个十字，然后对妹子深深地鞠躬，这鞠躬象千斤重物，压得我喘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