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好一下就抓紧一件什么做下去……”“做一辈子，”拉里昂诺维奇低声补充说。

但我觉得他们这样说，是勉强的，好象只是一种义务。我同他们联结着的那根绳子，好象立刻霉断了。

喝醉了的戈戈列夫在高板床上发着沙嗓子说：“我一高兴，让你们都到牢里去。我——知道秘密。这里有谁信上帝呀？嘿，嘿……”和平时一样，墙旁边靠着没有脸部的未画完的圣像，天花板上贴着玻璃球。早已不在灯下做夜工了，它们好久没用，罩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土和煤烟。四周一切，都深深留在我记忆里，就是闭着眼，在黑暗中，也看得见地下室的全景：所有的桌子、窗台上的颜料罐、成捆的画笔和笔插、圣像、放在屋角上的脏水桶、水桶上面消防夫帽子似的铜的洗手钵、从高板床上垂下来戈戈列夫的发青的象淹死鬼的脚似的赤脚。

我想早一点离开，但是俄国人是喜欢拖延悲哀的时间的，同人分别，也好象做安魂祭一样。

日哈列夫把眉头一动，对我说：

“那本《恶魔》，我不还你了，你愿意算二十戈比让给我吗？”

这本书是我的，一个当消防队队长的老头儿给我的，我不愿意把这本莱蒙托夫的作品让给别人。但我不大高兴地说，我不要钱，日哈列夫也就不客气把钱收进钱袋里，坚定地说：“随你便吧，不过书我不还你。这本书对你没有好处，带着这种书马上会犯罪的……”“可是店铺也有卖的呀，我亲眼见过。”

但他很恳切地对我说：

“那没有关系，店铺里也卖手枪呢……”结果，莱蒙托夫的作品终于没有还给我。

我上楼去向老板娘告辞，在门廊下碰见她的女儿。她问：“听说你要走？”

“是的。”

“你若不走，也会把你赶走的。”她虽说得不大客气，倒十分真诚。

醉醺醺的老板娘这样说：

“再见，上帝保佑你。你这小孩子很不好，犟得很。我自己虽然没有亲眼看到你的坏处，但是大家都说你是一个不好的孩子。”

接着，她忽然哭起来，泪汪汪地说：

“要是我们那个死人还活着，要是我的丈夫，亲爱的宝贝还活着，他一定会对付你，会揍你，会打你的脑袋，可是决不会把你赶走，一定会让你在这里呆下去。现在是全都变样了，一点儿不合意就叫人家滚蛋。唉，你到哪儿去呢？孩子，你到哪儿去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