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在海滩读书时，我便独自呆在房间。我回想起外祖母一生中的最后时刻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回想起她最后一次出外漫步，我们陪伴她一起走过的楼梯门，这扇门一直保持原样，始终大敞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世间的其他东西仿佛并不真实存在，我内心的痛苦象毒剂一般，将它们全都毒死了。后来，我母亲硬要我出门走走。当初的第一个夜晚，我等候着外祖母到来，曾独自沿街走到迪盖—特鲁安纪念碑，然而，如今在这条街上，我每次举步，娱乐场某一早已忘却的情景便象一阵难以抵拦的逆风，阻拦着我向前迈进；我垂下眼帘，不看任何东西。等我恢复了几分体力，便返身向旅馆走去，我心里清楚，不论我等待多久，从此再也不可能在旅馆与外祖母重逢，想当初我抵达的第一天夜里便与外祖母相见了。由于我到旅馆后才初次出门，有许多我尚未见过面的陌生仆人好奇地盯着我看。一位年轻的服务员站立在旅馆门口，摘下帽子向我致意，继而又很快戴到头上，动作灵巧利索。我想准是埃梅有过吩咐，拿他的话说，早已“下令”，对我要倍加敬重。可就在这同一时刻，我发现服务员又向另一位进门的客人脱帽致意。事实是，这位年轻小伙子在生活中只知脱帽，戴帽，动作无懈可击。一旦明白了自己别无能耐，唯在这方面出类拔萃，他每天便忠于职守，尽量多多脱帽，为此赢得了客人不便表露，但却普遍存在的好感，也引起了门房的特别喜欢，门房负有雇用服务员的重任，迄此为止，除了这位难得的小伙子，还未能找到一位适应的，谁来干不了一星期，准被撵走，埃梅对此大惑不解，吃惊地说：“可是，干这等差使，只要让他们有礼貌就行，不该这么难呀。”经理也严格要求他们务必“到职到位”，意思是要他们必须呆在岗位上，说不定是想要他们保持“堂堂仪表”，只是不会运用这一词语而已。旅馆后面那片开阔的草坪，旧貌已经改观，新修了几个花坛，鲜花盛开，但原先的一丛异域小灌木被移走了，连第一年守着草坪入口处的那位小厮也不见了踪影，他曾以柔如幼茎的身躯、颜色稀奇的秀发，在外观上为入口处增添了光彩。他终于效法两位哥哥和一位当打字员的姐姐，跟波兰的一个伯爵夫人走了，当了她的私人秘书，他哥哥和姐姐都是因为魅力不凡，在旅馆被来自不同国度的男女名流迷上后挖走的。他们走后，只有小弟弟孤单单一人留在旅馆，因为他斜眼，谁也不想要他。适逢那位波兰伯爵夫人和他两个哥哥的保护人来到巴尔贝克，在旅馆下榻，小住一段时日，他喜气洋洋。尽管他打心眼里嫉妒两位哥哥，但也爱着他俩，尽可好好利用这几个星期，培养培养骨肉之情。丰特弗洛尔特女修道院院长不是这样经常离开修女们，去分享路易十四给她胞妹莫特马尔的盛情招待吗？女修道院院长的胞妹是德蒙代斯邦夫人，是路易十四的情妇。那时，小伙子到巴尔贝克才不到一年，对我尚不熟悉，可听到比他老一些的服务员招呼我时在先生两字之前加上我的姓氏，便立即模仿他们的样子，第一次称呼我时就一副心满意足的神态，或许是因为向一位他认定知名的人士显示了自己的学识，或许是因为遵循了五分种前尚不知晓，但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得违反的惯用礼节。这家大旅馆对某些人可能会产生诱惑力，对此我完全明白。它就象是一个高高搭起的大舞台，众多的角色纷纷粉墨登场，甚至连置景处也热闹非凡。虽然旅客只不过是某种观众，但无时无刻不加入到表演中去，仿佛观众的生活展现在舞台豪华的场景中，而不象在剧院，只有演员在台上演戏。打网球的尽可身著白色法兰绒上装回旅馆，门房却非要穿上绣有银饰带的蓝色制服才能把信交给他。倘若这位打网球的不愿爬楼，那也仍然离不开演员，身边就有那么一位衣着同样华丽的司机开电梯。楼层的走廊掩护着贴身侍女与报信女仆，躲避纠缠，在海上时，她们就象雅典娜女神节舞台上的沿幕一般美丽，热衷于与漂亮的女仆厮混的人总是七弯八拐，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她们的小房间来，楼下，占统治地位的是男性，由于有那一帮子无所事事、年纪过小的男仆，整个旅馆活脱脱象一部已经成形、永远重复演出的犹太基督教悲剧。因此，一见到他们，我往往情不自禁地在心底默诵起拉辛的诗句，这一回，不再是在盖尔芒特亲王夫人府邸，德福古贝盯着向德夏吕斯先生致意的大使馆秘书时，浮现在我脑际的《爱丝苔尔》剧中那几句话，而是《阿达莉》剧中的诗行，因为一踏进在十七世纪被称为门厅的大厅，便见熙熙攘攘立着“一大群”年轻服务员，尤其在用点心的时刻，活象拉辛剧中合唱队的年轻的犹太人。当阿达莉问小王子“您到底做何事”时，如果若阿斯虽含糊其辞，但总算也作了回答的话，我可不相信这帮服务员中有谁能够作答，因为他们实在无所事事。若有人象年迈的王后询问他们中的任何一位：

“所有关闭在这个场所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