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象我母亲那样的揪心痛苦，我总有一天也会有亲身体会，诸位在后面的叙述中自可看到，但此时尚无体会，也不象我想象的那番滋味。正如一个陪同主角排练台词的演员，本该早早就位熟悉自己的角色，但直到最后一刻才匆匆赶到，需提的台词仅仅读过一遍，该他道尾白时，倒相当机灵，且善掩饰，任何人都看不出他姗姗来迟，正是这样，待我母亲到来时，我这种刚刚体味过的悲切之情反给我提供了机会，向母亲表白我心中如何悲伤。她只觉得准是我看到了与外祖母共同呆过的地方（并非如此），触景生情，陡然悲哀。与母亲相比，我所感受到的悲痛微不足道，但却打开了我的眼睛，我平生第一次惶恐不安地体悟到了母亲所能承受的巨大痛苦。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为何外祖母去世后，母亲一直目光呆滞，没有一滴泪水（弗朗索瓦丝因此而很少向她抱怨），她的这种目光正是死死盯着回忆与虚无这对难解的矛盾。此外，尽管母亲总是不离黑面纱，但在这个新地方，她愈是这样穿戴，我愈是惊心动魄，惊诧于她内心发生的变化。说她失却了一切欢乐，这远不足于表达，她简直象彻底溶化了一般，铸成了一尊塑象，在苦苦哀乞，唯恐动作太猛，声音过响，冒犯了与她形影相吊的痛苦之人。但是，尤为令我吃惊的是，一见她全身披黑踏进屋来，我旋即发现——而在巴黎从未注意到——眼前不是母亲，而是外祖母。就象在王族里，王侯将相一死，王孙公子便因袭其位，于是奥尔良公爵，塔兰托亲王和洛姆亲王便分别成为法兰西国王，拉特雷默伊耶公爵和盖尔芒特公爵，而生者也往往通过性质不同，但原因更为深刻的继承方式，继死者的财产为已有，成为死者的后继替身，把业已中断的生命继续下去。对妈妈这样的闺女来说，母亲的去世造成的巨大悲痛也许只是提早咬破蛹壳，加速了心爱的人的变化和出现，倘若没有这一危机，加速发展进程，一下子跳越几个发展阶段，心爱的人的出现必将迟缓一些。在对故人的哀悼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启示，最终使我们的性格特征出现了相似之处，再说，它们就潜藏在我们身上；哀悼中，特别是我们的能动性一时中止——这种能动性主要是个人的（如我母亲的通情达理以及从她父亲身上继承下来的含讥带讽的快乐天性），只要心爱的人还活在世上，我们就不顾忌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哪怕有损于心爱之人的利益，从而与我们从心爱之人身上继承下来的特殊性格互为抵销。一旦心爱的人不在人世，我们便会为与以前判若两人而顾虑重重，欣赏的将只是过去的她，只是业已成为历史，但却与其他事物交织在一起的自身，只是从今之后将保持完整的自我的自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绝非人们通常所指的那种极为含糊、虚假的意义），可以说死亡并非无益，人死后还仍然会给我们施加影响。死者起的作用甚至超过生者，其原因在于真正的现实唯有通过理智才能显示出来，是理智活动的客体，因此，我们对不得不通过思维再创造的一切，对每日生活向我们掩盖的一切，并不真正了解…………总之，在对故人深切的悼念之中，我们对故人所热爱的一切无不视为崇拜的偶像。我母亲不仅舍不得我外祖母的手提包，这小包已变得比蓝宝石、比钻石还珍贵，舍不得我外祖母的袖套，舍不得所有那些使她俩外表显得格外相似的衣着服饰，而且我外祖母一直爱不释手的德塞维尼夫人的几部作品，我母亲也怎么都舍不得拿去交换，哪怕与名作家的手稿交换。过去，她常取笑外祖母，说外祖母哪次给她写信都少不了要录上德塞维尼夫人或德博泽让夫人的一句话。而在母亲抵达巴尔贝克之前给我写的三封信中，每一封都针对我引用了德塞维尼夫人的话，仿佛这书信不是她写给我的，而是我外祖母写给她的。她执意要下堤坝去亲眼看看我外祖母信中每次都向她提起的那片海滩。我看着她手执她母亲的晴雨两用伞，全身披黑，迈着虔诚、怯生生的步履，从窗边向前走去，踏着在她之前亲人双脚踏过的细沙，那神态仿佛是在寻觅一位死去的亲人，那亲人也许会被海浪冲回岸边。为了避免她孤零零一人用餐，我不得不陪她一起下楼。法院首席院长和首席律师的遗孀一起介绍给了母亲。母亲对与我外祖母有关的一切都是那么饱含深情，以至于听了首席院长对她说的一席话，心情无比激动，并感激不尽，将永远铭刻心怀，而对首席律师的遗孀没有任何表示，未说一句悼念去世的外祖母的话，母亲又感到忿恨，痛心。一位言语激动，另一位沉默不语，尽管我母亲认为这两者相去甚远，但只不过是表达死者令我们产生的冷漠之情的方式不同而已。不过，我觉得，母亲往往从我无意中渗进几分痛楚的话语中获得些许温暖。正如保证我外祖母永远活在我们心间的所有一切东西，我的痛苦只会给妈妈带来幸福（尽管她对我百般抚爱），后来，我母亲每日都下楼去海滩上坐着，完全效仿她母亲的所作所为，阅读的也是她母亲最喜爱的两部书：德博泽让夫人的《回忆录》和德塞维尼夫人的《书简集》。她跟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一样，绝对不能容忍别人称德塞维尼夫人为“才智横溢的侯爵夫人”，正如不容称呼拉封丹“老好先生”一样。但是，当她在书简中读到“我的女儿”这几个字，每每觉得听到了她母亲对她的说话声。

在这朝圣般的活动期间，她本不愿受到任何打扰，可运气不佳，偏偏有一回在沙滩上遇到了打从贡布雷来的一位太太，身后跟着她的几个女儿。我想她叫普桑夫人。可我们私下总是戏称她为“有你好瞧的”，因为她警告女儿们当心闯祸时，张口闭口总是这句话，比如她冲着一个总揉眼睛的女儿喊道：“等你得了眼炎，有你好瞧的。”她从老远见到我妈妈，就声泪俱下，没完没了地问候起来，可看那派头，不象是表示慰问，而是象教训人。她生活在贡布雷的一座深宅大院里，几乎与世隔绝，觉得世上什么东西都不够温柔，甚至连法语词和人地名都要软化一番。她认为将斟饮料的银具叫作“居伊尔”过分生硬，于是便称“戈伊”；她唯恐直呼“费纳龙”而对《忒勒玛科斯》和蔼可亲的作者有所不恭——我自己也一样，心甘情愿地把最聪慧、最温和、最忠厚的贝特朗德费纳龙当作最亲爱的朋友，凡与他相识的人，都永远忘不了他——从来都称呼他“费内龙”觉得“内”这个音增添了几分柔和。这位普桑夫人的女婿就不那么温和了，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他原是贡布雷的一位证人，提着银箱一走了之，让我姨夫损失了偌大一笔财产。但是，贡布雷的大部分居民与他家的其他成员相处还很和睦，并未因此造成关系紧张，大家倒对普桑夫人表示同情。她从不接待客人，但大家每次打从她家栅栏门前经过，都少不了留步驻足，对花园的浓荫翠绿欣赏一番，但却看不清里面别的东西。在巴尔贝克，她并不怎么碍我们的事，我也只遇到她一次，当时她正训斥在咬指甲的女儿：“等到你手指流脓，有你好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