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有证据，还不行。”

“我们还要干什么呢？”

“不知道他屋里有没有信件。”

“我不喜欢这样，福尔摩斯。”

“老兄，你在街上放哨。这件犯法的事由我来干，现在不是考虑小节的时候。想一想迈克罗夫特，想一想海军部，想一想内阁，再想一想那些在等待消息的尊贵人士吧。我们不能不去。”

作为回答，我从桌边站了起来。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我们是得去。”

他跳起来握住我的手。

“我早知道你最终不会退缩的，"他说。在这一瞬间，我看见他眼里闪耀着近乎温柔的目光，过了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老练严肃，讲究实际。

“将近半英里路，但是不用着急。让我们走着去，"他说，“可别让工具掉出来。把你当作嫌疑犯抓起来，那就闯了祸了。”

考菲尔德花园这一排房子都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坐落在伦敦西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出色建筑。隔壁一家，看来象是儿童在联欢，夜色中传来孩子们快乐的呼喊声和叮咚的钢琴声。四周的一片浓雾以它那友好的阴影把我们遮蔽起来。福尔摩斯点燃了提灯，让灯光照在那扇厚实的大门上。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说。"当然门是锁上了，上了闩。我们到地下室空地上去要好办一些。那一头有一个拱道，以防万一闯来一位过分热心的警察。你帮我一下，华生。我也帮你。”

过了一会儿，我们两人来到地下室门道。我们刚要走向暗处，就听见雾中有警察的脚步声从我们顶上传来。等到轻轻的有节奏的脚步声远去之后，福尔摩斯开始撬地下室的门。只见他弯着腰使劲撬。咔嚓一声，门开了。我们跳进黑洞洞的过道，回身把地下室的门关上。福尔摩斯在前面引路，我跟着他东拐西弯，走上没有平地毯的楼梯。他那盏发出黄光的小灯照向一个低矮的窗子。

“到了，华生——肯定是这一个。"他打开窗子，这时传来低沉刺耳的吱吱声，逐渐变成轰轰巨响，一列火车在黑暗中飞驰而过。福尔摩斯把灯沿着窗台照去。窗台积满了来往机车开过时留下的厚厚的一层煤灰，可是有几处的煤灰已被抹去。

“你可以看见他们放尸体的地方了吧。喂，华生！这是什么？没错，是血迹。"他指着窗框上的一片痕迹。"这儿，楼梯石上也有。证据已经完备。我们在这儿等着列车停下。”

我们没有等多久。下一趟列车象往常一样穿过隧道呼啸而来，到了隧道外面慢了下来，然后煞住车吱吱直响，正好停在我们下面。车厢离窗台不到四英尺。福尔摩斯轻轻关上窗子。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看法已被证实了，"他说。“你有什么想法，华生？”

“一件杰作。了不起的成就。”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我认为尸体是放在车顶的——这一想法当然并不太深奥——当我产生这一想法的时候，其余的一切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不是因为案情重大，关于这一点也并无多大意义。我们面前还有困难。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在这儿发现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

我们登上厨房的楼梯，随即走进二楼的一套房间。一间是餐室，陈设简朴，没有特别引人注目的东西。第二间是卧室，里面也是空空荡荡。最后一间看来比较有希望，于是我的同伴停下来进行系统的检查。到处是书本和报纸，显然当作书房用过。福尔摩斯迅速而有条不紊地把每个抽屉、每只小橱里的东西逐一翻查，但是看来没有成功的希望，因为他的脸依旧紧绷着。过了一个小时，他的工作仍然毫无进展。

“这个狡猾的狗东西把他的踪迹掩盖起来了，"他说，“凡是能使他落入法网的东西一件都没有留下，有关系的信件要么就是销毁了，要么就是转移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那是一个放现金的小铁匣子，放在书桌上。福尔摩斯用凿刀把它撬开。里面有几卷纸，上面是些图案和计算数字，不知所云。"水压"、“每平方英寸压力"等字眼反复出现，这说明同潜水艇可能有些关系。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将它扔在一边。匣子里剩下一个信封和几张报纸碎片。他取出来放在桌上。我一看他那急切的脸色，就立刻知道他的希望增加了。

“咦，这是什么，华生？这是什么？一张报纸登载的几则代邮。从印刷和纸张看，是《每日电讯报》的寻人广告栏，在报纸右上端的一角。没有日期——但是代邮本身自有编排。这一段一定是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