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也想有那么一天，从这纸做的监狱中破门而出、开花结果呢？

来到这里后的第二天清早我才有了这些思考，因为到达这里的当天晚上，我立刻被送到一间小阁楼上就寝。这间小阁楼的屋顶是倾斜的，在一个最低的角落处放了一张床。我心中计算着，屋上的瓦和我的眉毛之间相距不过一尺。一大清早，我发现在种子和灯芯绒之间有一种亲缘关系。彭波契克先生穿着用灯芯绒制的衣服，他的店堂伙计穿的也是用灯芯绒做成的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穿的衣服散发出的灯芯绒气味和种子的气味很相似，而从种子包里散出来的气味又和灯芯绒的气味十分相似，所以，究竟什么是灯芯绒的气味，或者什么是种子的气味，我是无法分清的。同时，我又注意到另一件事，彭波契克先生做生意的方法就是直瞪瞪地望着街对过的那个马具师，而这位马具师的经营方式是不停地瞅着那位马车修理匠，而这位修理马车的师傅打发生活的办法是双手插在口袋里，凝视着面包师傅，而面包师傅交叉着双臂，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杂货店老板，这位老板则站在店门口对着药剂师打哈欠。唯一专心致志的人是钟表师傅，他永远伏在他的修表桌上，眼睛上罩个放大镜。尽管一群群身穿农民服装的人走来走去，透过他的店窗玻璃窥视着他，而他却不为所扰，成为大街上仅有的一位专心于自己买卖的人。

彭波契克先生和我于八点钟在店后面的客厅中享用早餐，而他店里的伙计却坐在店堂里的一袋豆子上，喝着一大杯茶，吃着奶油面包。我认为彭波契克先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伙伴。他完全接受了我姐姐的那套观点，在我吃饭的时刻也要来伤害我、惩罚我，给我吃的全是面包屑，只加上那么一点点儿黄油，而给我喝的牛奶却兑上了许许多多的热水。我看，还是老老实实的不要放牛奶更好。他的谈话内容，除掉要我算题目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我对他客客气气地道了声早安，他却趾高气扬地立刻问我：“孩子，七乘九是多少？”可是，我刚住到这个陌生的地方，而且肚子空空的，叫我怎么能计算得出来呢？我饿得发慌，连一口面包屑还没来得及吞下去，他就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整个早饭时间都没有停过，什么“七乘七是多少？”“乘四呢？”‘乘八呢？”“乘六呢？”“乘二呢？”“乘十呢”？等等等等。一道算题刚刚做好，我还来不及啃上一口面包或喝上一口牛奶水，第二道算题又来了。他这时却舒舒服服，用不着费脑筋地吃着火腿和热面包圈。要是我可以直言不讳的话，他那副吃相简直是生吞活剥、狼吞虎咽。

一到十点钟，我们就出发到郝维仙小姐家中去，我禁不住愉快起来，不过心中还是没有多少轻松自在的感觉，因为在这位小姐的家中，究竟应该怎样检点自己的行为，我完全没有把握。一刻钟不到，我们就抵达了郝维仙小姐的家门口。这是一所古老的砖瓦结构的房子，特别阴森凄凉，装着许多铁栅栏。有些窗户已经用砖头封死，那些留下来的窗户，凡低一些的都装有生了锈的铁条。房子的前面是一个院子，也装上了铁栅门，所以，我们按过门铃后只有站在外面等人来开门。趁等在门口的时间，我向里面张望着。就在这时，彭波契克先生还在说“七乘十四是多少？”但我假装没有听见。我看到房子的一侧是一个很大的造酒作坊，不过现在里面没有酿酒，看上去似乎已有很长时间不再酿酒了。

一扇窗户向上拉起，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问道：“谁呀？”引我来的人赶忙答道：“彭波契克。”清脆的声音又说道：“知道了。”接着，窗户被放了下来，一位年轻姑娘手上提着一串钥匙，穿过院子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