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贾格斯先生说道，“你说是多少？”

“我想你算出来是二十镑吧。”我笑着对他说道。

“你不必问我计算出来是多少，我的朋友，”贾格斯先生带着洞察一切的神情，但不赞成地昂起了头说道，“我所要知道的是你计算出来的是多少。”

“自然是二十镑了。”

“温米克！”贾格斯先生打开办公室的门，说道，“让皮普先生写一张收据，付给他二十镑。”

这种特别的处理事务的方式给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这种印象无论如何是不令人愉快的。贾格斯先生从来没有笑容，但是，他穿了一双又大又亮又吱吱嘎嘎的皮靴。在他犹豫不决地踏着靴子站在那里，歪着他的大头，眉毛皱得快靠拢起来地等待着别人的回答时，会不时地踏一下靴子，发出吱嘎声，仿佛代替了他那种怀疑而又冷漠的笑。正巧他现在出去了，而温米克倒显得很活跃、很健谈，于是我对温米克说，要想弄清贾格斯先生的态度是很难的。

“你要告诉他数字，他觉得这才符合手续，”温米克答道，“他不是一定要你算——唔，我明白了！”他发现我面露不解，于是说道，“这不是他的个性如此，这是职业习惯，仅仅是职业习惯而已。”

温米克坐在桌边吃他的午餐，咬得又干又硬的饼于嘎喳嘎喳响。他把一片一片的饼干不断地丢进他张开的细长嘴巴，就像把一封一封信丢进邮筒一样。

“我永远有种感觉，”温米克说道，“他设计了一个捕人的机关，然后站在一旁监视着，只要你稍一疏忽，咔哒一声，你就被捉住了。”

我心里认为设置捕人的陷阱是不符合处世人情的，不过我没有挑明，只说贾格斯先生怕是个很精明的人。

温米克说道：“像澳大利亚那般深奥。”他用笔指着办公室的地板来示意澳大利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比喻，相对地说澳大利亚正在地球的对面。“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比澳大利亚更加深奥，”温米克把笔放到纸上，补充说道，“那就是他。”

然后我又说，我想贾格斯先生的生意一定干得挺好。温米克说：“很——不——错！”我又问他这里有许多办事员吗？对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

“这里不需要许多办事人员，因为只有一个贾格斯先生，人们又不愿意通过间接方式和他打交道。我们一共有四个人，你要不要见见他们？你现在其实也不是外人了。”

我接受了他的盛情之邀。于是，他从衣领里掏出一根钢铁辫子似的东西，这就是收在他背上的保险箱钥匙。他用这钥匙打开了现金保险箱，从里面取出钱并交给我。这时他已经把所有的饼干一起塞进他那个邮筒似的嘴巴里，便和我一道上楼。房屋中很黑暗，又很破烂，那些在贾格斯先生房间中留下油腻腻的肩膀印的人，看来拖着缓慢的脚步在这里上上下下楼梯也有多年了，因为墙壁已被掠得油亮。二楼前部办公室里的办事员，看上去有点像酒店老板，又有些像捕鼠的人，身体长得大大的，面色苍白，而且有些浮肿。这时他正专心一致地接待着三四位外表很不体面的人，从态度上看，他对待他们很不礼貌，事实上每一位来到这里对贾格斯先生的钱柜有所贡献的人受到的都是这种待遇。温米克先生说：“他在为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搜集证据。”我们走了出来。在上面一间办公室中的办事员是个小个儿，毫无生气，行动起来像一只狗，披着头发，大概在他还是小狗的时候就忘记了把毛剪短。他这时也正接待着一个人，这人的视力很差。温米克先生对我说，这个人是一个铸造假币的，他那个熔化金属的小坩锅一年到头都是烧得滚滚的，我随便有什么东西要他帮忙熔化铸造，他都会乐意的。这时，那人身上白色的汗珠正如雨下，仿佛他正在自己身上一试那熔化的高超技艺。里间办公室里有一个高耸双肩的人，可能由于面部神经痛，在脸上扎了一块肮脏的法兰绒布，穿了一件又旧又黑的衣服，看上去像涂了一层蜡，正弯腰驼背地抄写另外两位办事员先生起草的文件，都是为贾格斯先生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