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承认。”

“她怎么解释这件事的？”

“她准备到巡回法庭上进行辩护。她现在什么也不说。”

“这个案子确实是耐人寻味。便条的用意非常含糊不清。”

“不过，"警官说，“如果允许我发表意见的话，我认为在整个案情中便条的含意是唯一清楚的。”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现在假设条子真正是她写的，它当然是在一两个小时以前被收到的。那么，为什么死者还用手攥着条子呢？她在会见中总用不着去看条子吧？这不是很奇怪吗？”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确实有点奇怪。”

“我需要坐下来静静地想一想，"说完他就坐在石栏杆上。我看出他那警觉的灰眼睛到处瞧着。突然，他一跃而起，跑到对面栏杆跟前，掏出放大镜细看石头。

“怪事，"他说道。

“是的，我们也看见栏杆上的凿痕了。我想可能是过路人凿的。”

石头是灰色的，但缺口却是白色的，只有六便士硬币那么大。细看的话，可以看出似是猛击的痕迹。

“这需要很猛的撞击才能凿成这样，"福尔摩斯沉思地说。他用手杖使劲敲了石栏几下，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果然是猛击的结果，而且是凿在一个奇怪的地方，是在栏杆下方，而不是靠上手。”

“但这里离尸体至少有十五英尺。”

“不错，是有十五英尺。说不定与本案毫无关系，但还是值得注意。好吧，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可看的了。你是说，附近没有脚印吗？”

“地面象铁板一样的硬，福尔摩斯先生。根本没有任何痕迹。”

“那我们去吧。可以先到宅子里去看看你说的那些武器。然后到温切斯特去，我想先见见邓巴小姐再说。”

吉布森先生还没有回来，我们在他家见到了上午来访问过我们的那位神经质的贝茨先生。他带着一种邪恶的意味给我们看了他雇主的那些可怕地排列着的各式各型的武器，这些都是主人冒险的一生中积累的东西。

“吉布森先生树敌不少，这个，凡是了解他的性格和作风的人都不会奇怪的，"他说。“他每天睡觉时床头抽斗里总是放着一支子弹上膛的手枪。他是一个狂暴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怕他。这位去世的夫人时常被他吓坏。”

“你看见过他对她动手吗？”

“那我倒不敢说。但我听见他说过几乎同样恶劣的话，不在动手以下，那是残酷和侮辱的言词，甚至是当着用人的面儿说的。”

“这位黄金大王在私人生活方面似乎是不大高明，"当我们朝车站走着的时候，福尔摩斯这样说。"你看，华生，咱们掌握了不少事实，有些还是新发现的，但我还是下不了结论。尽管贝茨先生明显地不喜欢他的东家，我从他那儿得到的情况却是：发现出事的时候主人无疑是在书房里。晚餐是八点半结束的，到那时为止一切都很正常。当然发现出事的时间是在夜里，但事件是在条子上写的那个时刻发生的。没有任何吉布森先生自下午五时从城里归来以后曾到户外去过的证据。反之，邓巴小姐承认曾约订在桥边和吉布森太太见面。除此以外她什么也不肯说，因为她的律师劝她保留自己的辩护等待开庭。我有几个极重要的问题需要问她，非得见到她我才能放心。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案子对她是非常不利的，只除了一点。”

“是什么，福尔摩斯？”

“就是在她衣橱里发现手枪。”

“什么！"我吃惊地说，“我还以为这是最不利的证据呢！”

“不对。我第一次刚读到这点的时候已经感到古怪，现在熟悉案情之后我觉得这是唯一站得住脚的依据。我们需要的是不自相矛盾。凡是自相矛盾的地方都是有毛病的。”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

“那好，华生，就设想你是一个预谋要除掉一个情敌的女人。你已经计划好了。写了一个条子。对方来了。你拿起手枪。你做了案。一切都干得很利落。难道你在做了这么巧的案之后竟会干出如此不象一个伶俐凶手的蠢事，你不把手枪扔到身边的苇塘里去灭迹，反而小心翼翼地把枪带回家去放到自己的衣橱里，明知那是头一个将受到搜查的地方？我说，华生，了解你的人大概不会说你是一个有心眼儿的人，但即使你这么个人也不会干那么蠢的事吧。”

“也许一时感情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