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您没去问过航空部的专家们吗？”

“去问过了，可他们把我的问题传为笑柄。”

“阿尔蒂叔叔，苍蝇能活很久吗？”

当时正在吃早餐，侄子问出这话后，我们一时相对无言。我越过茶壶朝侄子望去，加里正如同所有的孩子那样，是会提出二些使大人目瞪口呆的问题来的。但是关于苍蝇的事他可是第一次才提出，我不禁浑身不寒而栗——因为联想起警长的话，于是我说：

“我不知道，你干吗来问我这事？”

“因为我又看见了妈妈在找的那只苍蝇。”

“妈妈是在寻找苍蝇？”

“是的，那只苍蝇当然又长大了些，但是我依然辨认得出。”

“你在哪儿见到它的，加里？它有特征吗？”

“在您的写字台上。它的头不是黑的而是白的，就连右爪和普通的出不大一样。”

“你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这只苍蝇？”

“就是爸爸出远门前的那一天，在厨房里我逮到了它。后来妈妈要我赶快丢掉，但这之后她又让我去抓它！”

“那苍蝇一定已经死了。”我一面说，一面不动声色地站起向书房慢慢走去。还没等到关好门，我就大步冲到写字台前，但那儿根本没有苍蝇！

侄子的话，和警长的推测交织在一起，使我内心深处出现了极大的震惊。我问自己：嫂手真的是神经失常吗？如果是的，那么这场惨剧的发生还有话可说，而如果不是，那就是清醒的安妮杀害了亲夫——我被这想法吓出一身冷汗，而这场骇人听闻的命案起因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回想起警长和安妮的全部谈话，特温克尔警长提出过上百个各种问题，安妮也回答了她与丈夫生活有关的所有问话，但只要一接触要害，她马上千篇一律地回答说：

“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她答复得十分平静。

她筑起了一道警长无法攻破的高墙。特温克尔警长不露痕迹地改变着谈话的题目，提出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问话，安妮照样有礼貌地一一作了回答，似乎神志十分清楚。但只要警长稍许触及这场惨案，他就又会撞上这道不可逾越的墙壁：

“这个问题我无从回答。”

警长只从她的答话中抓到过一次破绽。安妮曾说过她只启动一次冲锤，而值班人员却听到是两次，计数器又肯定了这一点。特温克尔警长不止一次地想利用这个错误来突破沉默之墙，但安妮冷静地弥补了这唯一的漏洞。

“是的，”她说，“我说了谎，但是其原因却无可奉告。”

“这是您仅有的一次撒谎吗？”警长凝视着她，力图使她惊慌失措，但他得到的只是一句简短的回答：

“是的，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警长知道安妮已经巧妙地堵住了这唯一的漏洞。

我现在心中升起一股对嫂子的痛恨，如果她的确没疯，那就证明她在伪装，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是的，警长说得没错，苍蝇一定和惨案有关。

那么又怎么解释被害人的引颈就戳呢？

哥哥是一位遵循“三思而后行”原则的科学家，从不承认灵感或天才。他绝不象那种心不在焉的教授，会在雨中散步而不打开雨伞．他一切都很正常，喜爱孩子和小动物，有时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边的事务而带邻家的儿童上马戏团去玩。凡是他嗜好的游戏也都带有逻辑性，象桥牌、桌球或国际象棋等等。

怎么来解释他的死亡呢？他为什么会躺在锤下？说他是为了检验胆量或打赌是绝对不行的。哥哥从不和人打赌，还常讥笑那些打赌的人，甚至冒着得罪朋友的风险，把打赌者说成是介于蠢货与骗子之间的家伙。

于是只剩下两种假没：要么是他突然发了疯，要么就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让妻子用这种残暴的手段来杀死他。

我苦苦思索，决定暂不把加里和我的谈话告诉警长，而由自己先去和安妮谈谈。今天正好是星期六接待日，安妮很快就来到接待室里，或许她正是在等我。当我还在寻思怎样开始这场难堪的谈话时，安妮倒先开了口：

“阿尔蒂，我想向您提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