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六次，”费舍尔苦涩的说，“我们再也没法子瞒下去了。迟早会有什么人问起，为什么约翰斯特拉普总是雇佣发疯的职员。”

“那么我们会把这个提问者照样打发掉”红发秘书道“斯特拉普负得起。”

“他有的是钱，一个月谋杀一次都负得起。”那个仪表堂堂的替身喃喃道。

“不。”费舍尔断然摇头，“我们现在还能打点，但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们该怎么办？”

“斯特拉朴到底出了什么见鬼的事情？”壮汉之一问。

“谁知道！”费舍尔恼怒地大叫，“他得了克鲁格偏执症。遇到一个叫克鲁格的男人——任何一个叫克鲁格的男人——他就尖叫。他诅咒。他谋杀。别问我为什么。和埋葬在他过去的什么事情有关。”

“你有没有问过他？”

“怎么可能？就象得癫痫病，发作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知道。”

“把他带去找心理分析师看看。”替身建议。

“免谈。”

“为什么？”

“你是新人，”费舍尔说，“你不明白。”

“那就让我明白。”

“那我打个比方。上溯到20世纪，人们玩纸牌的时候用五十二张一副的纸牌。那是个简单的时代。今天的一切都复杂多了，我们在玩五千二百张一副的纸牌。明白了？”

“我能跟上。”

“一个人的头脑可以计算五十二张纸牌，他可以就总体情况做出决定。在２０世纪他们轻易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没有一个头脑能够应付五千二百张纸牌，除了斯特拉普的脑袋。”

“我们有电脑。”

“电脑有它的局限性。你还要同时考虑玩牌的人，他们的好恶、动机、倾向、期望等等。把这些斯特拉普称之为‘微妙差别’的因素统统考虑在内时，电脑便无法与斯特拉普相比了。斯特拉普是独一无二的，而心理分析师则有可能破坏他这种独一无二的才能。”

“为什么？”

“因为斯特拉普的心理状态对他产生了一种未知的作用。”费舍尔急噪地解释，“他并不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如果他知道，他就会百分之百正确而不是百分之八十七。这是一种潜意识的作用。就我所知，这种潜意识可能与驱使他谋杀克鲁格的同一种异常性有关联。如果我们摆脱了其中之一，就有可能毁掉另一样。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那我们该怎么做？”

“保护我们的财产，”费舍尔恶狠狠地四顾，“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在斯特拉普身上投入太多，如果他毁掉我们也就完了。我们要保护自己的财产！”

“我想他需要一个朋友。”褐发秘书说。

“为什么？”

“我们可以在不毁掉他的前提下找到困扰他的原因。人们对朋友倾吐真心。斯特拉普可能会说出来的。”

“我们是他的朋友。”

“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他的合伙人。”

“你和他谈过心吗？”

“没有。”

“你？”费舍尔向那红发秘书开火。

她摇头。

“他在寻找某种他从未找到过的东西。”

“什么？”

“一个女人，我想。一个特别的女人。”

“一个姓克鲁格的女人？”

“我不知道。”

“这不符合逻辑。”费舍尔思索片刻，“好吧。我们不得不给他雇一个朋友，同时还必须放慢进度表，好让那个‘朋友’有机会引导斯特拉普吐露实情。从现在起，我们将工作削减到每周一次。”

“我的天！”褐发女人大喊，“那就是一年少了五百万！”

“必须这么做。”费舍尔冷酷地说，“要么现在付出代价，要么以后全玩完。我们已经够富有了，付得起这个价。”

“关于朋友你打算怎么办？”那替身问。

“我说过得雇一个。我们要雇最好的。用TT联系地球。让他们找到弗兰克阿尔塞斯特。”

“弗兰基！”红发秘书尖叫，“我快高兴的晕过去了。”

“哦，弗兰基！”褐发秘书给自己扇风以免晕倒。

“你是说杀人拳王弗兰克阿尔塞斯特？重量级拳击冠军？”壮汉敬畏地问，“我看过他和朗森乔丹打斗。啊，好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