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其他的日子里，对她来说他存在着，对他来说她也存在着，他们会手牵手散步，或是一块儿骑马，妈妈的头发象年轻姑娘那样飘散着，而且她会关了厨房里所有的机械设备，为他烤她无与伦比的蛋糕和馅饼和小甜饼，深深地看着他的脸，笑着她真实的微笑。但是每当他对她来说存在的日子结束的时候，她总会哭。而爸爸会无助地站着，死盯着房间好象要找出答案，但他从来没有找到过。

爸爸穿着他的制服，慢慢的转着，让我们看。

“再转一圈。”妈妈说。

第二天一早，爸爸冲进屋，手里攥着一把票。去加利福尼亚的粉色火箭票，去墨西哥的蓝票。

“快！”他说，“我们要买些一次性的衣服，弄脏了就烧掉。看，我们坐中午的火箭去落杉矶，两点的直升机去圣芭芭拉，九点的飞机去恩森纳达，在那里过夜！”

然后我们去了加利福尼亚，沿着太平洋海岸线上上下下玩了一天半，最后在马里布的海滩待了下来，做着维也纳式晚餐。爸爸总是倾听着或唱着或看着他周围的一切，把握着一切东西，似乎世界是个高速旋转的离心机而他随时会被甩了出去远离我们。

在马里布的最后那个下午妈妈在旅馆的房间里，我和爸爸在烈日下的沙滩上并排躺了好久。

“啊，”他说，“这就是了。”他的眼睛温柔的阖着，仰卧着，饮着太阳。

“你真的错过了。”他当然是指“在火箭上”.但他从来不说“火箭”，从来不提火箭或是所有你在火箭上不可能有的东西。在火箭上你不可能有咸咸的海风或是蓝天或是金色的太阳或是妈妈做的饭。在火箭上你不可能和你十四岁的儿子聊天。

“让我们听听要说些什么。”他最后说。

而我知道现在我们将谈话了，就象一直以来的那样，满满地说上三小时。整个下午我们会在懒懒的阳光下咕哝过来咕哝过去我的成绩，我能跳多高，我能游多远。

每当我说的时候爸爸总是点头微笑还在我胸口赞许地轻轻拍几下。我们谈着。我们不谈火箭和太空，但我们会谈论起墨西哥，我们曾经开了一辆古董车去过哪些地方，还在绿色温暖的墨西哥雨林里抓蝴蝶，看到几百只蝴蝶绊在我们的辐射器上，在那里垂死挣扎，扑打着它们亮蓝猩红的翅膀，扭曲，美丽，而伤感。我们说着这些，而不是我想说的那些事情。他听我说着。这就是他在做的事，好象要把他能听到的一切用来填满他自己。他总是全心全意地听着风声，退潮的声音，还有我的说话声，注意力那么集中，好象都滤去了物理的存在而只注意着那些声音。他闭上眼睛听着。我会看到他在手动割草而不是遥控机器割的时候听着割草机的声音，我能看见当割下的草从割草机后如泉飞溅向他时他闻着青草的芳香。

“道格，”大约下午五点，我们收拾起我们的毛巾沿着海滩回去的时候他说，“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

“不要成为一个火箭飞行员。”

我停了下来。

“我是说真的。”他说，“因为你在外的时候你想回来，而回来后你又想出航。别开始。别陷进去。”

“可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每次我在外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能再回到地球我就待那儿，再也不走了。可我总是再次出航，大概永远都要出航。”

“我考虑成为火箭飞行员有很长时间了。”他没听见。

“我真的试着留在这里。上周六我回家的时候我那么该死地努力着要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