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主任知道他无须为这位演讲者介绍，因为后者的名声早已蜚声四处，他进一步的介绍，好一点呢，会被认为是多余没用的，糟糕一点呢，可能就被看作是愚蠢了。因此，他只是转过身，开始朝后台走去。

突然他又停住了，在那短短的一瞬间，他脸上闪过一丝困惑，确切的说，是一种明白的恐惧——当他看见什么东西从舞台左侧的幕布处一晃而过。接着他很快地转了个身，朝着反方向走去，直至从站在舞台右侧的两名警察身边消失。

台上有一刻的死寂。接着，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走上了舞台。

他个儿很高——大约六尺有余，体格魁梧，看上去属于那种一生中大部份时间都在干很重的体力活而最近略微发胖的人——但是他的脸，尽管第一眼看上去也许会觉得蛮横，却是非常仁慈还带着一股奇特的青少年时代的特征，仿佛是一个还保留了一些童年时代特点的成年人。他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在圣诞夜扮成圣诞老人给无家可归的人送礼物的那种人，或者可以让小孩随便当马骑的大人，亦或一个随时都会在你车打不燃火时帮你推车、在邻居老太大买杂货回来帮着拎东西的热心肠的人。事实上，当他几年前在另一个城市被捕并被指控为谋杀十九名年青黑人的凶手时，生活在周围的那些中产阶级白人都认为警方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直到中情局特工在他家地下室发现了保存在瓶子里的几位受害者的耳朵，并且他的供词让他仍找到了那十九座无名墓时，真相方得以大白。

现在他来了：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正慢慢登上舞台，胳膊下夹了一个马尼拉纸的文件夹。

他穿着件蓝色的狱服，要不是身后紧跟着一名手持警棍的州警察，他看上去一定象是位赛场英雄，或者是一名著名科学家，再不就是位畅销小说家。有几名学生下意识地鼓掌，但突然又意识到这是个不适合随便鼓掌的时候，于是举起的手又只好无趣地放回了口袋。坐在后排的几个联谊会的男孩吹起了口哨，其中一个还向周围的人大声说着残害黑人的旧事，这时有三个警察——决非巧合地，其中两个也是黑人——朝他们走来。还没等杜比林坐下，这几个男孩已被带出了礼堂；但就算他听到了他们的交谈，他脸上也不会显露出什么神色。

事实上，他简直毫无表情。既没有听众所期望的、四年前他被送往联邦法庭提审面对一个记者的照像机的邪恶的目光——这种杀人犯让人觉得胆颤的眼光至今在一些人脑海里记忆犹新——也没有去年在“六十分钟”和“黄金时段”里被采访时自称为再生的基督教徒的喜悦的神情。

他的脸上一片茫然就象是一张白纸。一片平静无波的海面，一个遥远星系中心的黑洞，既冷且空。

他坐在了那把硬硬的木椅上面，那名州警察递给他一个无线话筒，然后站在椅子后。没有把他的手铐在扶手上，皮带也仍然是松松的。过了很长一会儿后，他才打开膝上的文件夹，于是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这里的人不可能再象他从前的邻居那样把他当作查理杜比林；也不能象他已故父母那样称他为查克，更不可能象那十九个青少年在生命最后的时候称他为杜勒斯先生；这是全名，曾出现在无数的新闻报刊上——查尔斯格雷格利杜比林开始演讲了。

他的声音非常轻柔，带有轻微的东北方口音，坚锐中有着一丝几乎不加掩饰的紧张情绪。要不是这样，他的嗓音还是很悦耳的，容易使人联想起哄孩子睡觉的故事或者情人的枕间蜜语，尽管根据所有报道杜比林在过去自由的三十六年中无牵无挂，子然一人。他首先对校方能在今晚给他提供他演讲的机会表示感谢，接着赞赏了学校餐厅里晚餐时烤肉奶酪三明治，引起了台下一阵低低的笑声。他不知道大学的餐厅素来因它的食物而臭名昭著，更不可能知道三个厨师曾在他的食物送过来之前往里吐了好几口唾沫。